編者按：盛世中華，何以中國。8000年順山集文化帶來文明曙光，7000年青蓮崗文化孕育江淮，5000年寺墩文明星耀東南，吳越爭霸將引春秋波瀾，古彭徐州舞動漢韻楚風，六朝金陵形勝虎踞龍盤……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魚米之鄉”江蘇孕育衍化的地域文明有著重要的歷史貢獻和獨特地位。新江蘇客戶端、中國江蘇網、“學習強國”江蘇學習平臺聯合推出“探源江蘇 E起考古”系列，帶您一起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了解江蘇地域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感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太湖云水，經年流波。回溯6000年，聚居在環太湖流域的史前先民砌泥墻筑屋，過上飯稻羹魚、琢玉磨石的生活。

　　先民們用幾千年光陰歷經分化，在太湖北部創下最早的“古國”、聚落的“中心”。由此凝結而成的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前后相承，為中華五千年的燦爛文明寫下了一段綿亙不朽的華章。

　　東山村，最早的“古國”

　　手鏟剝開土層，黃土掩映下的紅燒土塊露出端倪。隨著鮮艷紅色裸露的面積擴大，一片印有蘆葦痕跡的紅燒土堆積顯現出來。這里是張家港市區向西18公里的金港鎮東山村遺址，新石器時代的先民在此處留下了生活痕跡。

　　2008年至2010年間，南京博物院聯合張家港市文管辦、張家港博物館在東山村遺址進行了三次發掘工作，揭示了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時期諸多遺存，其中，最具價值的是揭露出一處崧澤文化時期的聚落。

　　上承馬家浜，下繼良渚，崧澤文化距今約6000至5300年，是長江下游太湖流域重要的文化階段。以往在青浦崧澤、吳縣草鞋山、江陰南樓、常州新崗、吳興邱城等多處含崧澤文化的遺址里，諸多跡象表明了作為良渚文化前身的它，雖然也存在分化現象，但總體上顯得比較平等，仍尚處于“積蓄”“萌芽”階段。

　　東山村遺址的考古發現，卻向世人展現了一幅全然不同的圖景。東山村主要發掘的三片區域，自西向東分為大型墓葬區、居住區和小型墓葬區。江蘇省考古研究所所長、東山村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周潤墾介紹：“崧澤文化流行氏族公共墓地，即使墓地內部有分組，隨葬品也有著多或少或無的區別，但基本還是在同一處墓地里。”而在東山村，同一個聚落內部，富裕權勢氏族的墓地和平民氏族墓地兩不干涉。二者以居住區為中心，一西一東，涇渭分明。

　　中間的居住區，包括2處紅燒土倒塌堆積的5座房址，其中最大一間紅燒土堆積房址及其附屬建筑的面積約達97.5平方米。“在當時來看，這很顯然不是普通居民能夠擁有的居住面積。”周潤墾說，房址的面積之大，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分化的情形。

　　社會分層是文明開啟的第一步，東山村遺址的出現，正是中華民族邁向文明的先聲。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指出，東山村遺址的發現，“不僅表明距今5800年前長江下游早于其他地區已率先出現社會分級，而且表明軍權、王權相結合的初級王權已露端倪”。李伯謙更進一步指出，東山村崧澤文化時期已進入考古學家蘇秉琦所說“高于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的“古國”階段，也就是他所理解的“酋邦”階段。這也意味著，中國社會的文明化進程，從原先考古界研判的距今5500年—4500年，中國古代從相對平等的社會向不平等的分層社會過渡的社會結構重大轉型期，提前到距今6000年開始重新審視。

　　“崧澤王”，5800年前的“大人物”

　　5800年前的東山村，生活著一位“崧澤王”。

　　遺址西區的高等級大墓區，共清理出8座貴族墓葬，它們次序井然，呈東西向排列。其中，編號為M90的大墓內隨葬品的數量是迄今發現的崧澤文化墓葬中最多的一座，共有65件（套）器物。

　　崧澤文化其他地區發掘的墓葬最長不超過2.8米，而這里有7座大墓長在3米以上。“這些墓的墓坑規模之大，超過了以往發現的任何一處崧澤文化墓葬。”周潤墾說。

　　“崧澤王”墓中，有一件通體紫紅的石錐最引人矚目。這件石錐出土時放置在墓主人的頭部，旁邊還散布著一件礪石和許多石英砂。考古隊推測，這是一套琢玉工具，而這些文物的出土，也表明“崧澤王”擁有治玉權。在松澤文化時期，這是財富和身份的象征。

　　一般來說，鉞被認為是軍事統帥權的象征。“崧澤王”墓內出土5件大型石鉞、1件大型石錛、1件中型石鑿。這些發現，將以石鉞、石錛和石鑿為代表的軍權或王權出現時間從崧澤文化中晚期提早到了崧澤文化早期。軍權、王權相結合的初級王權開始體現。

　　東山村遺址發掘出的多座崧澤文化高等級墓葬遺址面積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在江浙皖地區考古史上還是首次，填補了崧澤文化早中期該方面的空白。南京博物院名譽院長龔良曾表示，如果說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整體進入了文明社會的“黎明”，那么東山村遺址好比是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也進一步證明長江下游地區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

　　寺墩，太湖北部良渚文化的“中心”

　　物換星移，東山村之后的一千多年，江南地區的先民經馬家浜、崧澤文化，跨入了極致絢爛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目前公認的“中華文明五千年”實證，距今約5300至4300年，以發達的稻作農業為基礎，主要分布在我國長江三角洲太湖平原地區。

　　在太湖北岸的良渚遺存中，要屬常州市天寧區三皇廟村的寺墩遺址最為矚目。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南京博物院聯合當地文保單位開啟了對寺墩遺址的發掘工作。歷經6次考古發掘，直到現在，這片土地仍在不斷“出新”。

　　寺墩遺址中，常見高節琮，獸面紋刻劃較細膩。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車廣錦曾撰文推想，寺墩遺址的布局本身就取像于玉琮。遺址中間的寺墩墩體好似玉琮的穿孔，是先民用來溝通天地的祭臺，內河外的四處高地好像玉琮的四個角，其中安葬的是“寺墩王國”的統治者階層。

　　在寺墩第六次發掘出的文物中，陶器占據重要一席。它們大致分為早晚兩期，不少隨葬陶器是實用器，炊具、餐具、酒水器等，一應俱全。“在所有出土器物中，陶鬶數量比較多，而且非常有特色。”南京博物院寺墩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于成龍說。

　　這些陶器里，屬袋足陶鬶造型奇特。“良渚人的想象力，非常豐富。”于成龍介紹，《說文解字》中講：“鬶，三足釜也”，形狀可愛的陶鬶可能是當時人們用來“燉湯或溫酒”的器具，它下有三圓錐狀袋足，可以直接盛裝湯食或酒水。“在陶鬶的外壁放上柴火或者炭火，不用一會，一壺湯、酒就能溫好。”

　　寺墩還出土了6件漆彩陶壺，其中的一件陶壺紋飾繁復、構圖精巧，非常具有設計感，由黑、黃、紅三色構成，均為礦物顏料。“在整個環太湖流域，很少出土如此精致的器物，可以說是一件珍貴的藝術品。”

　　“從遺址的規模、出土器物的等級來看，目前寺墩遺址應該是太湖北部地區良渚文化的中心遺址。”于成龍說。

　　“日月山”刻符，獨具意蘊的宇宙觀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在良渚文化出土的各式玉、石、陶器中，玉琮、玉璧等既是神權的象征，也包含著復雜的先民信仰。在那時，對于日月天地，他們已形成了一套獨具意蘊的宇宙觀。

　　2019年出土的一件大口缸上，發現帶有“日月山”的刻劃符號，第二年又整理出幾塊有刻劃符號的大口缸殘片。

　　“這樣的刻劃符號往往只出現在大口缸這種特定器物上，可能是當時先民部落的族徽或者圖騰。”于成龍解釋，刻劃符號雖然不能稱作是成熟文字，但必定具有固定的象征意義。可見，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雖是一脈相承，但良渚文化一改此前軍權—王權的模式而轉變為了崇尚神權為主的模式。

　　不僅如此，帶有類似刻劃符號的大口尊，在山東地區發現最多，皖北、豫東、江漢、環太湖地區也有發現。這種符號出現在寺墩遺址群，無疑是良渚文化時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南來北往、交流互動、相互影響的實證。“甚至可以說，這種符號是五千年前不同地域、不同社會群體中已經形成的一種基本的共同意識符號。”

　　于成龍還提到，寺墩出土的玉琮中，其獸面紋的形制紋飾與浙江余杭良渚一帶出土的神人獸面紋存在一定區別，以前常簡單地解釋這種現象為良渚文化不同遺址間年代早晚導致的差別。在8月18日舉辦的“區域文明探源的考古學解讀”研究生學術創新論壇上，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敏認為，根據禮儀用器出現的差異性推測，距今5000年前后，太湖南部的“良渚遺址群”與太湖北部的“寺墩遺址群”，可能分屬同一民族共同體中的不同族群，至少代表了環太湖地區的兩個政治中心。

　　尋找城郭，勾勒“古國”面貌

　　寺墩乃至太湖北部，在整個良渚文化中是怎樣的存在？崧澤到良渚文化又如何歷經演變？對于這些尚未揭開的謎題，人們正期待著新的答案。

　　“早先的發掘工作把重點放在了墩東良渚文化貴族墓葬區，而現在我們開始轉換思路，除了要了解高等階層人們的情況，還要去著重探尋當時平民百姓的生活狀態。”于成龍說，良渚時期的階層如金字塔一般，“文化的整體情況，實際上是靠普通人反映出來的。”

　　考慮到寺墩遺址周邊的水系十分發達，張家浜、草塘浜、窯墩浜、北塘圩和放生池組成一周環形水系，而寺墩墩體恰好位于外圍水系的中心位置，環形水系大致圍合的面積約150萬平方米。于成龍推想，這一周水系可能恰好環繞出了當時“古城”城郭的形狀。

　　接下來，江蘇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團隊將圍繞太湖北部文明化進程研究這一課題，分別探尋以東山村遺址、寺墩遺址為中心的崧澤文化、良渚文化聚落分布，并以此為起點，逐漸發散到太湖北部區域內的其他遺址，尋找各處之間共性的聯系，來厘清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的一千多年之間，每段歷史進程的細分發展階段。

　　新江蘇·中國江蘇網 童棹凡 胡秋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