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溫故】

　　作者：董冰（山東省委黨校〔山東行政學院〕副教授、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執(zhí)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蘊含著樸素的辯證智慧，凝聚著崇高的價值追求，承載著美好的道德愿景，一直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fā)展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要素，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高度契合。

　　“執(zhí)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主要在《中庸》一書中得到集中闡述，原文為“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兩句。其大意為做事時要抓住過和不及這兩個極端，調和起來采用適中的做法，既不能過于保守，也不能過于激進；執(zhí)守住中道以達致天地和諧運行、萬物并生而不悖的中和狀態(tài)。

　　中華文明從其源頭就形成了尚中、貴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最早可追溯至上古五帝時期。一說軒轅居中央之地，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有土德之瑞，故尊稱為黃帝，古人即以中為尊，求中致和。先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體認到“中”“和”的價值意義，發(fā)現(xiàn)“中”“和”與“好”“對”“行”“成”之間的規(guī)律性聯(lián)系，自然就追求“中”“和”的思維和行為方法。《易經》有“中行無咎”“陰陽相合”的思想，老子《道德經》中也強調“不若守中”“知和曰明”等。孔子首創(chuàng)“中庸”一詞，把中庸之德譽為“至德”，并言其為己“一以貫之”之道。

　　首先，守中即守正。“中”為本、為正。《中庸》開篇即講：“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中即訓正。”程頤解：“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所以，“中”給出了最高的參照標準和最終的合法性原則，是不可逾越的紅線和底線。

　　其次，執(zhí)兩以用中。“中”為適中、適度、適宜。《論語·為政》有云：“攻乎異端，斯害也矣。”孔子特別強調過和不及都是極端，都不得其中。只有全面掌握兩端，才能“擇乎中庸”，從兩端中取出適當?shù)摹爸小眮怼？梢姡弥屑炔皇恰班l(xiāng)愿”式的一味折中與調和，也不是機械地、僵化地取兩端平均值，而是在兩端之間巧妙地找到恰好、正好。

　　再次，尚中以求和。用中、守中不是以“中”作為統(tǒng)一性取消多樣性，而是達致“和”，即多樣性和諧統(tǒng)一的理想狀態(tài)。孔子中庸思想的最高意境，不止于中，而在乎中和。“和”是“中”的目的和價值歸宿。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希望終結社會的沖突和動蕩，使國家上下相合，達到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因此，達到中和需要更高明的承載——忠恕之道。忠恕之道以仁愛、至誠、寬容為底色，內含著以和為貴、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的倫理要求，是走向中和的道德踐履。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言：“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

　　最后，時中。中和、平衡的狀態(tài)不是固定不變的，要根據(jù)事情的變化和發(fā)展不斷調適來維持中道。《論語·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處理天下的事情，沒有固定不變的要怎樣做或者不怎樣做，而是適合情理，隨著變化而變化。孟子稱贊孔子為“圣之時者”，能夠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通權達變不違仁的，非孔子莫屬。《孟子·盡心上》說：“執(zhí)中無權，猶執(zhí)一也。”孟子以“嫂溺叔援”的例子生動形象地說明了中庸之道權衡輕重、隨時而變，將原則性與靈活性完美結合的高妙之處。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用唯物辯證法解釋過猶不及，在中庸樸素的辯證智慧中注入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元素，成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的著名理論范例。他說：“過猶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fā)展到一定狀態(tài)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他認為過與不及的錯誤在于沒有選擇最能符合事物發(fā)展的度，沒有達到主觀和客觀相符合、理論和實踐相符合。就這樣，在“兩個結合”的必由之路上，我們黨始終在理論與實踐上扎實推進，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一次又一次地印證“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并將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自覺運用于治國理政的實踐中。譬如“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結合的矛盾觀、“蹄疾”而“步穩(wěn)”的發(fā)展觀、善于把握全局及長遠的系統(tǒng)觀念和戰(zhàn)略思維、識變應變求變的創(chuàng)新思維、劃出紅線與亮明底線的法治觀念和底線思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觀以及文明多元并生、交流互鑒、和諧共處的思想等，既部署了“過河”的任務，又指導解決了“橋或船”的問題，具有深遠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4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