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中葉以來，位于江蘇中部里下河地區的興化洪澇多發，素有“洪水走廊”之稱。為應對連年災害，興化先民因地制宜、創造性地開發了“垛田”這一全新的農業生產模式，最終孕育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垛田傳統農業系統。

　　于湖蕩沼澤之中堆土成垛，在垛上從事農業生產，興化先民“雕塑”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垛田奇觀。如今，“洪水走廊”早已華麗變身為富饒水鄉，擁有600余年歷史、總灌溉面積達52.88平方公里的垛田煥發出勃勃生機。

　　2014年，該系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成為江蘇省首個獲此殊榮者。2022年，興化垛田灌排工程體系又成功入選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

　　這個特色鮮明的傳統農業系統源是怎樣形成的？有著怎樣的重要價值？在其活態傳承過程中還應關注哪些問題？近日，“道中華”就此采訪了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農業農村部傳統農業遺產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盧勇教授。

　　記者：請介紹一下垛田傳統農業系統的歷史由來。

　　盧勇：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有著悠久的歷史，至今仍是當地不可或缺的重要農業資源。在興化，關于垛田的形成流傳著兩種說法：

　　一是大禹造田說。上古時期，禹在覲見舜帝的路上經過東海邊一處海灣時，對隨從說道：若將此地海水退去用來造田，該造福多少民眾！說罷，他將腿上的泥甩向水中，豈料泥巴入水后竟變成大大小小的土墩。禹大喜，令隨從前去謁舜，自己則留在了此地。隨后，他率當地人筑臨海大堤、退海水、挖土墩、種瓜菜，垛田由此而生。

　　二是岳飛屯田說。南宋時期，岳飛曾率軍在興化地區駐扎，并于荒灘上壘起諸多土墩用作軍事屏障，被稱為“芙蓉砦”。至明太祖洪武年間，大批蘇州一帶的移民來到興化，在土墩之上嘗試種植蔬菜，收獲頗豐。受此啟發，眾人紛紛效仿，開始尋荒地挖土堆壘，最終形成了星羅棋布的垛田。

　　通過深入考證，我們認為興化垛田是先民為適應自然環境，特別是明清時期應對日益嚴重的水患而衍生出的一種抗災減災的獨特土地利用方式。

　　其產生的客觀因素在于環境變遷。興化垛田所處的里下河地區是古時射陽湖核心區南域，射陽湖為彼時中華大地五大湖之一。這里河湖密布，能夠有效調節洪水，雖地勢低洼，但鮮有洪澇災害。

　　金元時期，射陽湖因黃河南下帶來的淤積物覆蓋而漸趨淤廢，湖面雖大但水位很淺，往日煙波浩淼的壯闊景象不復存在，沼澤型湖泊的特征日益突顯。

　　及至明清時期，湖面不斷縮小，產生了一些彼此互不相連的小型湖沼和陂塘，并出現大量湖蕩，其中大縱湖、平望湖、蜈蚣湖、得勝湖等均位于今興化市境內。這些湖蕩足以說明興化地區已由原來濱湖而居的臨水狀態逐漸變為陸降水升的沼澤水蕩，這為垛田的誕生提供了自然條件。

　　其形成的主觀需求在于應對水患、抗災減災。據《興化縣志》記載，明代以前興化地區的生態環境較為優越，鮮有水澇災害發生。但自明代以來，因黃河南下奪淮，朝廷采取“黃淮合一、束水攻沙”的治水方針，漸使淮河流域水患頻仍，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興化是典型的“鍋底洼”地形，汛期時，各路洪水迅速于此匯集，致使該地成為洪水的重災區。為抵御洪水，勤勞聰慧的興化先民選擇稍高的地塊挖土增高而形成土垛，并在垛上開展農耕生產。從遠處看，規模龐大的垛田仿佛是水中的一座座小島，如此以確保即使在洪澇之年土地也能夠滿足人們的生存之需。

　　人口增多也是垛田出現的重要原因。興化地處江淮之中、運河沿岸，交通便利，明清時期商貿頻繁，相較元朝時人口增長了30多倍。墾辟耕地是解決當地糧食供應最為直接、有效的途徑。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興化全縣田地為17980頃，至清代增至19795頃有余。但明清時期興化地區的水災多發，土地荒廢眾多，能夠保持田地面積增加的重要原因應該就是垛田的大規模修筑。

　　記者：如您所言，興化垛田的出現有其必然性。那么，這個傳統農業系統的重要價值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盧勇：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是一個農業、林業、漁業復合系統，在當地農業生產和可持續發展、傳承農耕文化和保護農村生態環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具體表現在生態、科研、文化、旅游等方面。

　　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地區，土地肥沃、物產豐殷，生態條件優越，尤其是各類淡水魚蝦聚集，有著“江北淡水產品博物館”的美譽。2001年興化市被命名為全國第二批生態示范區，2007年成為江蘇省生態農業市，是我國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中長江下游優質弱筋小麥、長江中下游河蟹養殖的優勢區域，以及江蘇省優質稻米、專用小麥、雙低油菜、特色蔬菜、優質瘦肉豬、優質地方家禽等主導產區。此為其生態價值。

　　垛田是里下河地區最具典型意義的活化石，見證了當地從“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魚米之鄉，到黃河南下的洪水走廊，再到因地制宜、田水相依的垛田奇觀。

　　因此，垛田是研究當地生態環境變遷和土地利用方式轉變的一件珍貴標本。數百年來，垛田地區基本保持了原有地貌特征，田間勞作仍以舟為行，核心地帶至今保留著大量原始的農耕方式，如罱泥、扒苲、攪水草等，為研究傳統農耕技術提供了有益參考。此為其科研價值。

　　垛田對興化的民間文藝、風俗習慣、飲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著深刻影響。以民間文藝為例，2002年垛田鎮成為蘇北地區唯一的“江蘇省民間藝術之鄉”，其主要文藝形式包括高家蕩的高蹺龍、歌會、農民畫等，都具有鮮活的地域特色和垛田風情。

　　此外，垛田自身的耕作體系和生態系統本身就是一種富于特色的地域農耕文化。追溯歷史，興化還是吳楚文化、南北文化的匯聚交融之地，施耐庵、劉熙載、鄭板橋等文人雅士均出自于此。此為其文化價值。

　　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作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以及垛田地區萬島聳立、千河縱橫的地貌特征和自然景觀，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旅游資源。

　　在古昭陽(興化舊稱)十二景中，垛田獨占三景：勝湖秋月、兩廂瓜圃、十里菱塘。

　　當代，隨著垛田油菜花海知名度的提升，垛田旅游日益紅火。此外，垛田地區“九夏芙蓉三秋菱藕，四圍瓜菜萬頃魚蝦”，夏季滿垛碧綠，秋季瓜果飄香，冬季白垛黑水，一年四季都呈現出別樣的水鄉風情。此為其旅游價值。

　　記者：從傳承保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視角來看，擁有深厚歷史的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的獨特性何在？它對興化乃至江蘇走好新時代鄉村振興之路，有哪些重要啟示？

　　盧勇：我國自古以農立國，傳統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為中華文明的永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障。農業文化遺產、農業生產系統中蘊涵著豐富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傳統技術和知識以及獨特的文化和生態景觀。

　　多姿多彩、別具一格的垛田文化，為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創新交融貢獻著力量。例如，書畫家鄭板橋的“六分半書”就是受家鄉垛田散而不亂、錯落有致的格局啟發而創制的。

　　我國古代四大名著中的三部都與興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先是興化人施耐庵創作《水滸傳》，其作品所表露的興化情結、所展示的興化方言皆有實證。后有傳說在老師施耐庵幫助下寫就《三國演義》的羅貫中，以及在興化人李春芳的幫助下撰成《西游記》的吳承恩。

　　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立足當下，將傳統優秀農耕文化與新時代人民的文化需求相結合，將興化垛田的活態傳承與當地實施脫貧攻堅、全面小康和鄉村振興戰略緊密結合，成效顯著。

　　近年來，在這里開辦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主題”農家樂，開展了水上森林春江詩會、“中國夢家鄉美”經典詩文朗誦會、金東門老街非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動。

　　先后在央視等主流媒體推出《種出來的風景》《水上花開 油菜花招蜂引人追》《垛田垛出財富來》等專題節目，聯合舉辦“興化之夜——第五屆魅力農產品嘉年華”活動，拍攝微電影《千垛花開》等。

　　特別是通過新春舞龍表演大賽、烏巾蕩龍舟大賽、里下河民歌大會、國際馬拉松比賽等品牌活動，開展興化人講興化故事的“說響興化”、鑒賞本土美食的“吃響興化”、歌唱新時代的“唱響興化”和以攝影攝像展現興化人文美景的“攝響興化”等“四響興化”系列主題活動，推動了社會各界對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的廣泛關注，充分體現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巨大活力。

　　記者：在保護傳承垛田農業文化遺產的過程中，您認為還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盧勇：相比過去，垛田這一獨特的地貌景觀和生態系統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

　　為擴大耕地面積、方便耕作，部分鄉民對原始的垛田進行大規模改造，將高垛挖低，多余泥土向周圍水面填充，或將兩個垛、三個垛連成一片。于是，垛田面積擴大了，河溝數量和水域面積減少了，原先那種高低錯落、大小不一、綠水環繞的風韻也隨之改變。

　　一些鄉民施用和依賴化學肥料，傳統的汲取自然肥料的做法逐漸減少，同時由于河道間缺乏經常性的疏浚，致使河水富營養化現象較為嚴重。

　　此外，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一些農業土地被改造成工業用地，數千畝垛田耕地陸續被征用開發，還有農戶占用垛田建造房屋，加之近年來干線公路、通村公路建設等占用的土地，垛田面積大為減少，其整體地貌與景觀被改變。

　　農業文化遺產作為一種社會生產力，必須與當今社會發展相適應。如今，興化當地掌握垛田傳統耕作技術而又專心在家務農的鄉民大幅度減少，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農技已漸漸地遠離了年輕一代……這些都給垛田傳統農業系統的傳承發展帶來了不小挑戰。

　　要推進立法保護，確保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的保護與發展落到實處。此外，構建多元參與機制，以當地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居民積極性、主動性，加強原真性保護。同時，依托科研院所的技術支撐，進一步挖掘遺產的生態、文化、品牌價值，進行多功能開發，推動一三產業融合發展。

　　垛田文化既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又暗合我國先民“天人合一”的審美意趣和精神追求，要在充分挖掘其歷史內涵的基礎上，對資源進行整合，開展集中的宣傳推介，弘揚優秀傳統農耕文化。尤其是活態傳承不能只停留在對地理地貌和景觀的保護開發層面，要堅持文化優先，著眼長遠，真正實現“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本文刊發于《中國民族》雜志2023年第2期。記者｜許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