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中的商業

　　吳鉤

　　說到宋朝的商業與商人，不能不提宋朝社會的“全民皆商”現象。當然，“全民皆商”是夸張的說法，不過宋朝確實出現了不同社會群體競相投身于商業的熱潮，誠如一首宋詩所描述：“短袴長衫白苧巾，咿咿月下急推輪。洛陽路上相逢著，盡是經商買賣人。”這些“經商買賣人”來自各個階層、各個社會集團：宗室貴族、官僚、軍人、士人、僧人、農人等等。

　　許多宋朝官員都加入商人之列

　　按宋朝立法，任何平民都可以從事商業，惟宗室貴族、官僚不允許經商，因為他們都是食祿之人，經商即是與民爭利：“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賣坊場，廢舉貨財，與眾爭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但在事實上，禁約淪為一紙空文，許多宋朝官員都加入商人之列，生活在北宋中葉的王安石發現，“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資產；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差不多同時代的蔡襄也說，“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當時仕宦之人，粗有節義者皆以營利為恥，雖有逐錐刀之資者，莫不避人而為之，猶知恥也。今乃不然，紆朱懷金，專為商旅之業者有之；興販禁物茶鹽香草之類，動以舟車懋遷往來，日取富足。”

　　宗室子弟雖是天潢貴胄，也甘為商賈事。北宋時，“諸王邸多殖產市井，日取其資”；南宋時，宗室子弟“逐什百之利，為懋遷之計，與商賈皂隸為伍”，居住在泉州的趙氏宗支，投資海外貿易者，比比皆是。

　　士子、士兵也參與貨賣

　　宋朝士子并非一心只知讀圣賢書，有經濟頭腦者不知凡幾。南宋時，每逢大比之年，天下士子都早早來到臨安城，惟四川士子姍姍來遲，何故？原來“蜀士嗜利，多引商貨押船，致留滯關津”。其實不僅四川士子如此，其他地方的讀書人也都借著赴試的機會，將家鄉的土特產帶到京城來賣：“各鄉奇巧土物，都擔戴來京都貨賣，買物回程”，這些赴試的士人“不下萬余人，駢集都城，鋪席買賣如市”。而在唐代，士與商是兩個近乎絕緣的群體，商人不準參加科舉，士子也恥于與商賈為伍，五品以上官員甚至“不得入市”，連市場都不可以進去。

　　隨船押運官物的宋朝士兵也多借綱運之機私販商貨，這類記載在《宋會要輯稿》中屢見不鮮：“成都府錢帛鹽貨綱運，訪聞押綱使臣并隨船人兵，多冒帶物貨、私鹽”；“江湖路裝糧重船，多是在路買賣，違程住滯”；“押綱之人，多是請求而得，往往沿路移易官物，于所至州縣收買出產物貨，節次變賣，以規利息”；“諸路合發上供錢糧、金銀、匹帛、雜物等綱，在路多是妄作緣故，住岸販賣”。

　　農人棄耕從商，或者半耕半商便是尋常事

　　盛唐時期，棄農從商是法律禁止的，唐太宗曾下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為工賈。”但到了晚唐—兩宋時期，農人棄耕從商，或者半耕半商便是尋常事了，“客行野田間，比屋皆閉戶。借問屋中人，盡去作商賈。”——這是唐中后期的情形；“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后安于田畝而不去。”——這是兩宋時期的情形。再舉一個實例：南宋時的岳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州政府大概為了避免田地拋荒，“欲出榜招召，務令疾速歸業；如貪戀作商，不肯回歸，其田權許人請射(承佃耕種)”，想收回外出經商的農人的產權。但朝廷最終沒有同意，因為戶部認為，“商人田產，身雖在外；家有承管，見今輸送二稅，難許人請射。”保護了經商農人的產權，也承認農民兼業的現實。

　　方外之人也涌入商業潮流

　　就連方外之人也卷入到商業潮流中來。在嶺南，依當地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在京師，位于東京汴河邊的大相國寺是最大的商業交易中心之一，“每月五次開放萬姓交易”，“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在這里做買賣的生意中，便有僧人、尼姑；在成都，大慈寺也是“地居沖會，百工列肆，市聲如雷”，是成都“十二月市”的重要交易平臺。宋人并不認為紅塵的喧囂、市井的熱鬧會敗壞佛家的清凈，反而認為，這恰恰是人間繁華的表現：“以游觀之多，而知一方之樂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給也；以興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

　　女性經商也不少見

　　宋人筆記《雞肋編》記述了一個開茶坊的少婦：“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幾上，捕虱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為羞。”放在今日，大概率會成為網紅式的“茶坊西施”。臨安著名小吃“宋五嫂魚羹”的創始人也是一位女子，叫宋五嫂，原本是“汴京酒家婦，善作魚羹”，宋室南渡后，南下寓居杭州，繼續賣魚羹，因為手藝很好，“人競市之，遂成富媼”。宋詩“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販婦步盈盈”“憶昔剪茅長橋濱，朱娘酒店相為鄰”“門前健婦能招商，茗碗角鉺邀人賞”，寫的都是活躍于市井的女商人。還有一位宋朝詩人寫了一首長詩，歌詠巾幗不讓須眉的閩南商女。(作者為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