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管黨治黨、永葆黨的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質。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要始終贏得人民擁護、鞏固長期執政地位，必須時刻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保持必要的清醒和堅定，就“必須牢記，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在新時代十年取得的偉大變革中，不斷探索以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是一個重要內容。

　　我們黨一直把自我警醒、自我批判擺在重要位置

　　毛澤東同志基于中國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洞察，給出了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第一個答案”。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管黨治黨的成功經驗，審時度勢地提出依靠自我革命探尋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由此帶來了新時代管黨治黨的變革性實踐和突破性進展。黨依靠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不僅彰顯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而且有效提升了黨的建設能力和水平。

　　把自我革命作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同政黨的本質屬性密切相關。任何一個政黨都可能面臨“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難題，必須重視政黨治理問題。政黨治理包含政黨對國家及社會的治理和政黨對自身的治理兩個層面，政黨對自身的治理更具基礎性作用。這個層面的治理主要是指政黨運用制度建設、思想教育等多種形式加強自身建設，以提高防腐拒變、應對復雜局面、治理國家的能力。這就意味著要注重自身建設，特別是要重視自我革命的重要作用。

　　對于革命，毛澤東認為，“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這體現在自我革命上，比如“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新中國成立以后，為避免驕傲自滿、居功自大的不良情緒，我們黨拿起自我革命的武器，通過開展整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等方式來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

　　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發展的嶄新篇章，面對不斷涌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鄧小平同志等向全黨發出警醒：“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充分表明我們黨一直把自我警醒、自我批判擺在重要位置。為此，中國共產黨先后通過開展周期性的黨內集中教育活動、法規制度體系建設、嚴厲懲治腐敗等自我革命的方式，實現自我凈化。

　　自我革命蘊含深刻機理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改革攻堅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向全黨發出自我革命的警醒。習近平總書記借用“霸王別姬”“人亡政息”等典故或話語警示全黨，“我常常提及毛澤東同志和黃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窯洞對’。當年‘窯洞對’的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嗎？恐怕還沒有”。基于此，他將勇于自我革命作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在2016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氣魄、堅忍不拔的毅力推進改革……全黨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氣，著力解決黨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此后，習近平總書記也多次強調自我革命的問題，黨的二十大報告還提出要“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

　　在這一系列論述中，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是自我革命所蘊含的深刻機理：“我們黨為什么能夠在現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反復較量中脫穎而出? 為什么能夠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 根本原因在于我們黨始終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認并改正錯誤的勇氣，一次次拿起手術刀來革除自身的病癥，一次次靠自己解決了自身問題。”

　　在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中，依靠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實踐探索體現在多方面。比如，以科學理論筑牢理想信念根基。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等重要學習教育及相關活動，都是從思想深處引導廣大黨員干部筑牢敢于自我革命的堤壩。又比如，發揚斗爭精神克服精神懈怠危險。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發揚斗爭精神，其主要出發點就是克服黨員干部精神懈怠的風險，永葆積極向上的態度。再比如，正風肅紀強力反腐保持肌體健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提出要構建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機制，逐漸形成了“上無禁區、下無死角、外無空白”的反腐敗斗爭新格局。此外，以有效的權力監督推動自我凈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繼承已有經驗的基礎上，注重從監督制度體系化建設，提出“要加強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民主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審計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努力形成科學有效的權力運行和監督體系，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

　　堅持自我革命并不是一個新話題，跳出“歷史周期率”也不是一個新要求。將自我革命作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蘊含著新時代政黨治理的內在訴求和現實期待。它既符合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的規律性要求，也彰顯出中國共產黨敢于直面問題、回應問題的政治品格。

　　【作者系江蘇省社科院科研處處長、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制度體系建設的百年演進及經驗啟示研究”（21&ZD04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