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幼年木訥，13歲拜訪名士周顗，周顗曾任仆射（相當(dāng)于副宰相），嗜酒，人稱“三日仆射”。周顗“察而異之”，恰好大餐烤牛心被端上來，坐客未動，周顗先割一塊給王羲之。

　　晉選官用九品中正制，即各郡推選有聲望者為“中正”，負責(zé)考評當(dāng)?shù)厥咳耍譃榫诺龋扑]任官，漸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名士之間互相揄揚。周顗與王敦素不睦，而王羲之又深得王敦喜愛。厚待王羲之，應(yīng)是和好姿態(tài)，但王敦叛亂時，還是殺了周顗。

　　王敦很看重王羲之，曾說：“汝是吾家佳子弟，當(dāng)不減阮主簿。”阮主簿指阮裕，著名詩人阮籍的族弟，曾任王敦的主簿（主官屬下掌管文書的佐吏），被稱為才子。阮裕將王羲之、王應(yīng)、王悅稱為“王氏三少”。

　　王家子弟皆善書，王羲之的族叔王廙、姨母衛(wèi)夫人都是書法家，可能對王羲之產(chǎn)生過影響。

　　23歲時，王羲之出任秘書郎，據(jù)學(xué)者鄭麗玲在《王羲之及東晉文士生活研究》鉤沉，該職掌管皇家圖書，只為照顧世家子弟初選官而設(shè)，一般上任10多天即可升職。10多天后，王羲之轉(zhuǎn)任會稽王友。王友即王府屬官，是王爺?shù)哪涣拧４撕螅豸酥謸?dān)任過臨川太守（在今江西省臨川縣西）、吳興太守（今屬浙江省湖州市）、征西參軍及長史（在武昌，長史相當(dāng)于秘書長）、江州刺史（轄境為江西大部）等。

　　王羲之不當(dāng)京官，他曾寫信說：“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nèi)（納）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

　　遇上不喜歡的人當(dāng)上司

　　離任江州刺史后，王羲之在家賦閑多年，朝廷讓他出任侍中（魏晉時是重臣的加官，三品，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當(dāng)過侍中）、吏部尚書等，均遭拒絕，他表示：“若蒙驅(qū)使，關(guān)隴、巴蜀皆所不辭。”

　　巴蜀是東晉人向往的異域，王羲之給好友、益州刺史周撫寫信問：“彼（指巴蜀）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

　　王羲之想去巴蜀，但“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可小兒完婚后，王羲之已無法長途旅行。

　　在官場的最后7年，王羲之任會稽（轄今紹興市和寧波市一帶）內(nèi)史（相當(dāng)于郡太守，正三品，俸祿為中二千石），蘭亭集會即在此階段。

　　蘭亭集會共42人，王家7人，謝家2人（另有5人姓王謝，非豪門），王羲之邀請了當(dāng)時正歸隱的謝安、謝萬參加。王敦叛亂后，王家漸被皇帝疏遠，謝家上位。謝家根基本淺，謝尚兄弟在豫州屯駐10年，始有威望。謝安出山后，因“淝水之戰(zhàn)”一戰(zhàn)成名，漸取代王家。

　　蘭亭雅集2年后，王述任揚州刺史，成王羲之的頂頭上司。王述少年成名，與王羲之齊名，王羲之看不上他。

　　王述本是會稽內(nèi)史，母喪丁憂，王羲之接任后，只吊唁過王母一次，每次聽到王羲之出行號角聲，王述都以為又來吊唁，“灑掃而待之”，可王羲之再沒來過。

　　王述上位后，利用檢查工作之機刁難王羲之，王羲之遂在父母墓前立重誓，再不入朝當(dāng)官。王羲之死后，朝廷追贈他為金紫光祿大夫，也被其子女謝絕。

　　清人為何懷疑王羲之

　　王羲之推崇諸葛亮，他曾比較荀彧與諸葛亮，認(rèn)為后者格局更大，即“諸葛經(jīng)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于數(shù)代。”王羲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卻未能成功，書法只是業(yè)余愛好，意外名垂千古。

　　王羲之被抬為“書圣”，源于唐太宗建構(gòu)。一方面，王羲之的字確實好；另一方面，李世民想借此籠絡(luò)江南士族。唐人推重《蘭亭集序》，敦煌亦見殘片，應(yīng)是當(dāng)?shù)厝藢W(xué)書的遺跡，可見王羲之的書法影響之大，是當(dāng)時人學(xué)書的尺度。

　　清代碑學(xué)興起，認(rèn)為傳統(tǒng)書法一味臨帖，呆板無生氣。帖學(xué)強調(diào)中鋒用筆，碑學(xué)則認(rèn)為輔毫才是古法，應(yīng)舍帖而求碑。清人開始質(zhì)疑王羲之，阮元便認(rèn)為：“唐太宗所得《蘭亭序》，恐是梁、陳時人所書。”

　　基于這一觀念，李文田提出，古稱右軍（王羲之字）“龍?zhí)扉T，虎臥鳳闕”，梁武帝在《書評》中也稱“王右軍書，字勢雄強”，但今天所見《蘭亭集序》的風(fēng)格卻是飄逸、空靈。李文田說：“如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相近而后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后體也。”

　　不過，評價書法有主觀性，不能作為真?zhèn)蔚囊罁?jù)。

　　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亦善書，卻有不少人不喜歡，比如謝安。他主持朝政后，提攜了王獻之，可他看不起王獻之的字，竟“得子敬（即王獻之）書，有時裂為校紙（草稿紙）。”

　　唐人喜王羲之，可韓愈在《石鼓歌》中卻說：“羲之俗書趁姿媚，數(shù)紙尚可博白鵝。”

　　否定理由都不成立

　　李文田否定《蘭亭集序》，還有兩大理由：

　　其一，王羲之是儒家，可《蘭亭集序》中卻傾向道教，“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

　　其二，從“向之所欣”到“悲夫”文意不通，施蟄存在《批〈蘭亭序〉》中稱“七拼八湊，語無倫次，不知所云”。

　　第一個理由不成立，因《晉書》記“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司馬懿也信五斗米道，任命道士當(dāng)將軍，還讓巫師選擇作戰(zhàn)時間。東晉皇室多崇道，晉哀帝“雅好黃老，斷谷（不吃飯），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

　　王羲之服食，還抄《道德經(jīng)》《黃庭經(jīng)》，他寫道：“服食下五色石膏散，身輕，行動如飛也。”陳寅恪提出，王羲之愛鵝，或為解服食之毒，唐代孟詵在《食療本草》中稱鵝肉“性冷，不可多食。令人易霍亂。與服丹石人相宜”。

　　王羲之就算要用鵝肉解毒，也可讓仆人養(yǎng)，不必親自動手。宋代陳師道則認(rèn)為：“逸少（王羲之）非好鵝，效其腕頸耳。”即執(zhí)筆方法學(xué)鵝，其實《晉書》寫得很明白，“（王羲之）性愛鵝”，不必過度解讀。

　　第二個理由也不成立，魏晉政治環(huán)境險惡，文人動輒得咎，文章大多模棱兩可、不知所云，常以山水之樂襯托死生之悲，蘇東坡在《赤壁賦》中也寫道：“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王羲之辭官，既有青年時的心理陰影的因素，也有出世理想、與上司不睦的因素，更有“嘉言忠謀，棄之莫用”的因素，他感慨“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也飽含了“入世不成”的悲憤。

　　要質(zhì)疑 也要體會

　　至于《昭明文選》不錄《蘭亭集序》，學(xué)者梁曉東指出：

　　首先，當(dāng)時文章強調(diào)“不復(fù)犯”，即用了一個字，就盡可能不再用，可《蘭亭集序》用“之”多達20處，不符合“字有同處，創(chuàng)為別體”的要求。

　　其次，宋代人猜測，文中“天朗氣清”等句似有語病，蘭亭雅集在春天，秋天才有“天朗氣清”之說，王阮認(rèn)為是“晉政不綱，春行秋令”，暗含挖苦。清代金圣嘆寫詩稱：“少年太子無傷感，卻把奇文一筆勾。”

　　其三，《蘭亭集序》有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意味，《昭明文選》強調(diào)“內(nèi)學(xué)”，可能認(rèn)為它“格調(diào)不高”。

　　郭沫若、施蟄存等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新證據(jù)，1972年，郭沫若說：“這個問題（指《蘭亭集序》真?zhèn)螁栴}），七八年前曾經(jīng)熱烈地討論過，在我看來是已經(jīng)解決了。”但今天看來，問題顯然還沒解決。

　　唐人張彥遠《法書要錄》著錄《右軍書記》一卷，收465帖，流傳至今的墨跡30多帖、刻帖260多帖，但墨跡都是后人摹本，真跡無一幸存。

　　真跡應(yīng)與摹本有較大不同，以《蘭亭集序》為例，唐代摹本用羊毫寫成，而原稿用鼠須筆，傳說是集老鼠胡子而成，或是狼毫（黃鼠狼俗稱栗鼠），或是兔毫（兔的別名是鼠），也不排除是羊毫中加入少量老鼠胡子，用這種筆寫會如何，已不可知。歷史永遠有殘缺，從學(xué)術(shù)角度看，真?zhèn)沃媸潜匾模粡男蕾p角度看，善于體會其中的美更重要。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頗見達觀、驚喜和圓融，克里斯托雷蒂能品出滋味，真是了不起。（黃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