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想當年烽煙起 義和寨碑看義利

　　壽光這塊石碑的碑文不但記載了一段歷史，更彰顯了大義

　　壽光市紀臺鎮寨子村有座“義和寨碑”，碑文記載了清末當地村民自發組織起來抵御捻軍侵擾的一段歷史，既有史料價值，也對我們如何看待義與利的關系頗有啟發。

　　訪碑緣起

　　早在2021年底，青州一中閆玉新老師就曾向我打聽“義和寨碑”。我雖搜羅壽光碑刻多年，去過很多村莊，寨子村卻未曾踏足。而那時，我編纂的《壽光歷代碑刻》一書已經截稿，提交出版社。又因正是冬季，所以未能及時訪碑。前不久，《壽光歷代碑刻》付梓，諸事完結，心有余閑，我又想起了義和寨碑，便起興前往一訪。

　　寨子村位于壽光市紀臺鎮，東南與昌樂縣接壤，西環丹水，北枕“青龍山”。“青龍山”并不是山，而是一座漢墓。壽光無大山，民間或稱高大的土丘為山。如南馬范村的戰國墓，因頂曾建有三官廟，百姓祈愿時常將紅布系在樹上，或者制成旗子插入土中，紅旗漫山，故又稱“紅旗山”。青龍山之名，則不知緣故。寨子村漢墓為黃土夯筑，現存封土南北長50米、東西長31米、高11米，為壽光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據村民講，自新中國成立以后，周圍村莊便從“青龍山”取土，現在的面積只有原來的三分之一。封土之上建有“太師宮殿”，又名“三太爺廟”，里面供奉著“胡三太爺”。據廟前石碑記載，1939年“青龍山”上曾建有廟宇，后因戰亂被毀，現在的廟宇建于1995年。據村民介紹，每年正月十六，前來祈福向善的人絡繹不絕，香火旺盛。

　　寨子村立村較早。據《徐氏族譜》記載，元朝初年徐氏自海州大伊山(在今連云港市)遷居壽光南部。村北徐氏祖塋曾有元代殘碑，上書“敕授武略將軍”。五世祖徐榮于元朝至大年間(1308—1311)任滄州教授；二弟徐忠至大年間任唐州陰陽教授；三弟徐顯延祐年間(1314—1320)任濮州教授，元統年間(1333—1335)任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寨子村尚有元至正八年(1348)徐四翁與妻子李氏墓碑，雖與族譜所述并非一碑，但由此可以斷定，早在元代，徐氏一族就已在寨子村定居生活。

　　碑文記史

　　在潘福興書記和徐忠偉主任的帶領下，我見到了“義和寨碑”。碑位于村前廣場，碑體完整，文字清晰。碑題名為“義和寨碑記”，清同治三年(1864)立。碑高106厘米、寬170厘米，碑文由清道光十九年(1839)舉人、候選知縣、昌樂閻濬源撰文并書寫。

　　據碑文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捻軍掠境壽光，趙紹庭、房太和、劉洛陽等人聚集動員三十余村村民，以后寨村(今寨子村)為據點，修建圩堡，鑿挖溝壑，制備大炮、火藥、刀槍、長矛，抵御侵擾。寨中三十余村百姓，齊心協力，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捻軍過境壽光數次，燒殺搶掠，掃地無余，煙焰漫天，號泣遍野，而寨中三十余村百姓安然無恙。百姓有感于此，以“義和”命其寨，并豎碑，作“義和寨碑記”紀念此舉。

　　立碑人是義和寨中34個村莊的百姓，這34個村莊是：龍角村、羅家莊子、孫家莊子、石家莊、翟家莊子、孤山廟、三里莊子、大北莊、胡家莊、河東里、青田任、畢家莊、禮樂王、張家廟子、苑家莊、青邱、后寨子、王家莊子、前寨子、東高家莊子、官莊、任家莊子、吳家廟子、劉家莊子、張家樓、房家莊、高家莊、周家莊、孫家莊、韓家莊、趙家莊子、冉家莊子、耿家莊子、西王家莊子。其中不少村莊位于昌樂縣。

　　碑文由昌樂人閻濬源撰寫。昌樂閻氏，明洪武年間從洪洞縣遷入昌樂。從九世祖閻世繩起連續五世(直系血親)七進士。與巴縣劉氏、宜興吳氏、仁和江氏并稱“四大科舉之家”。閻濬源字深甫，號協唐，是閻江萍(字實斗，邑庠生)長子。生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于同治十年(1871)。道光五年(1825)拔貢，道光十九年(1839)舉人，候選知縣。后因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等，時局動蕩，隱居鄉里，以讀書授徒為業。閻濬源書法澹逸有遠神，除對經史有很深造詣外，對音律、天文、地志、水經、陰陽象術也有研究。著有《四書通義旁及》《音律學說》等。卒后，壽光人夏與賢(咸豐二年舉人，官至乾州知州)為其撰寫墓表，稱：“先生學行交修，本末咸備，功化被一時道范，留千古盡實錄。”

　　義利之辨

　　閻濬源熟通經史，又受邀撰寫碑記，“義和寨”之名應是閻濬源有感而起。“義和”，語本《易經》：“利者，義之和也。”利，即利益；義，即道義；和，即和諧統一。“義和”可以理解為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和諧統一。這里涉及“利”與“義”的關系。義利之辨，是中國亙古不變的話題，歷代思想家都有涉及，各有各的觀點。我們現代人，一說到“利”，便想到金錢權勢，把“義”則理解為脫離現實的教條規范，如此一來，“利”與“義”變得狹隘，對立起來，造成了我們內心的矛盾。

　　其實，趨利避害本是人的本能，是與生俱來的。逐利不可避免地貫穿于我們生命的始終。比如學生讀書，是為了將來謀一份好的工作，報效祖國，這是利；成年人努力工作，想讓家人過上好日子，也是利；甚至學佛修道，求仙成佛，也是講求利。我們利他，合作，講道德仁義，想讓他人對自己好，想使社會、國家變得更好，從而使自己生活更加舒適，更有尊嚴，這當然也是利。可以這樣說，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藝術等等，沒有不講利的。“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都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南懷瑾語)

　　“利者，義之和也”，就是告訴我們，義與利并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聯系，和諧統一。對利的追求是人與生俱來的，人人共有的一種心理現象，只要把它置于合理、合情、合法的控制之下，就會成為人生進取的一種內生動力，因而是值得肯定和尊重的。一個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如果沒有侵犯他人或公眾的利益，其行為便是正當的。所謂“義”，不是一味否定人對利益的合理追求，而是反對用不正當手段追求一己私欲，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即指此。

　　當時捻軍入境，三十余村百姓，齊心協力，共筑圩堡，規劃有制，人們各安其分，各盡其責，進可攻，退可守，上可報效國家，下可聚集鄉黨保全生命，這正是各得其宜，各得其利，義利合一，和諧共生。此利，真乃義之和也。

　　訪碑之時，村民蜂擁而至，爭相讀起碑文。遺憾的是，幾乎沒人能夠真正理解碑文內容。但很快我就釋然了，因為我在訪談中獲知，2018年壽光遭遇洪災時，以村書記潘福興為代表的村兩委成員，舍小家，顧大家，帶領村民冒著生命危險救出了22名被困群眾。即便村民難以理解碑文，但“義和”精神歷久彌新，并在今人身上得以體現，這不正是古人立碑之初衷嗎？（張書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