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藝術家戴澤先生百歲誕辰，8月18日，“期頤春和——戴澤先生頤和園主題藝術特展”在頤和園開展。展覽以古建、風景、花卉寫生作品為展陳主體，匯集戴澤先生筆下34件藝術作品，其中繪畫作品32件，雕塑作品2件，向公眾展示了充滿暖意與生趣的頤和園四季景致。

　　在這次展覽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戴澤繪制的《慈禧畫像》復制品。這幅畫背后是他與頤和園以及恩師徐悲鴻之間的不解之緣。

　　作為新中國第二代油畫家的代表人物、新中國美術教育奠基人，戴澤先生90歲之前卻從未開過個人畫展，直到2018年，96歲的戴澤先生才開啟了人生首次大型個人畫展。

　　近日，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了百歲藝術家戴澤的長孫戴夢。從戴夢的講述中，人們可以一窺戴澤先生樸實本真的藝術追求和他傳奇、自洽的人生。

　　如何與頤和園結緣？

　　從1979年復制“慈禧像”說起

　　說起戴澤和頤和園的緣分，還要追溯到1979年。

　　在頤和園德和園里展出的油畫《慈禧像》高234.5厘米，寬144厘米，畫中的慈禧坐在硬木靠椅上，神態安詳，栩栩如生，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幅畫有兩張一模一樣的，其中一幅是荷蘭肖像畫畫家華士·胡博所繪的肖像原作，另一幅則是經戴澤先生之手臨摹的復制品。

　　慈禧畫像原作年代久遠，破損嚴重，1979年，頤和園管理處找到中央美院，希望能找人修復這幅畫像。

　　“中央美院經評估認為，院里在1979年之前有過實際操作經驗和理論的，只有戴先生。”戴夢介紹說，戴澤1950年參觀過蘇聯的油畫修復工廠，1953年，徐悲鴻先生突然去世，要做一個徐悲鴻先生遺作展。“這個時候需要徐悲鴻先生的幾件重要代表作，就發現缺失了一件，這件代表作叫《徯我后》。”《徯我后》是徐悲鴻先生杰出的代表作，但由于戰爭的原因，在南京發現這張畫的時候已經破損嚴重。作為徐悲鴻的得意弟子，戴澤對恩師很有感情，覺得自己對修復老師這部作品有責任，決定試一試。之后，戴澤花了整整一周時間，夜以繼日，廢寢忘食的修補這幅作品。

　　后來，在徐悲鴻遺作展中，這幅徐悲鴻先生的精品力作以全新的面貌與廣大藝術愛好者見面了。當時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在參觀徐悲鴻遺作展的時候感慨地說：要好好保護這批畫。修復《徯我后》是中國油畫修復史上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如果說沒有戴澤先生當時的勇敢與擔當，《徯我后》這幅巨作就有可能不復存在了。

　　這個修復經驗讓中央美院認為戴澤是修復慈禧畫像的最佳人選。但在現場看過原畫之后，經過慎重考慮，戴澤認為自己沒有修復此畫的能力，向頤和園方面提出可以復制一張等大作品供展出使用。原畫小心保存，以防因繼續展出使畫面情況加劇惡化。經過三個月的努力，戴澤在頤和園中完成了此幅作品。

　　直到2007年，頤和園才與荷蘭方面取得聯系，由荷蘭文物保護修復專家來華修復原畫。戴澤先生復制的這幅慈禧畫像，成為修復原作的重要參考資料。

　　“住在頤和園，修復是他的工作，工作之余他就在園子里轉，并且他還帶了學生，當時有學生跟著他學修復或者學畫，都畫了大量的頤和園的寫生。”戴夢透露，在畫頤和園的時候，戴澤感受到了未來的中國會不一樣，充滿希望，所以他的畫畫得越來越好，顏色也非常漂亮，而且很生動，這成為了戴澤人生中一段寶貴的經歷。自此之后，戴澤就和頤和園建立了很好的聯系。他經常去頤和園創作，直到晚年，寫生已經很困難了，戴澤還會把頤和園的創作拿出來跟戴夢講述其中的故事。“對他來說，頤和園有很多愉快的回憶。”

　　怎么走上繪畫道路？

　　為省學費報考國立中央大學

　　如果戴澤沒有盡力地去修復老師徐悲鴻的作品，很可能他便失去了復制《慈禧畫像》的機會。這也折射了徐悲鴻與戴澤之間的那種“緣分”。

　　戴澤走上繪畫之路完全出于偶然。戴澤1922年3月出生，四川云陽人。父親是云陽當地有名的鄉紳。受父親的影響，戴澤從小立志要實業救國，然而高中時，父親去世，家道中落，為了緩解經濟壓力，1942年，從未學過畫的戴澤選擇報考學費較低的國立中央大學，并順利通過，從此走上了一條美育救國之路。“他從上大學開始，身邊就全是我們中國美術史上的超級明星。”戴夢介紹說，戴澤大學一年級的老師是留法名家秦宣夫，大二教他美術史的老師是傅抱石，謝稚柳則教他中國線條勾勒課。大三的老師有中國近現代工筆巨匠陳之佛、留法領軍人物呂斯百。大四的班主任則是徐悲鴻，教了他一年。“可以說整個大學時期，戴先生是在一個中國美術史頂級大師們的教育下成長起來。”

　　恩師徐悲鴻帶來哪些影響？

　　繼承寫實主義繪畫理想

　　其中對戴澤影響最大的就是徐悲鴻。徐悲鴻一生致力于中國美術教育，成就顯著。作為徐悲鴻的得意弟子，戴澤繼承了老師寫實主義的繪畫理想，創作了大批主題性繪畫作品，是寫實主義畫派的第二代畫家。

　　戴澤清楚地記得徐悲鴻先生的第一堂課。“徐先生的第一堂課是一次入學講座，當時他剛從新加坡抗戰回來，穿得非常精神，一身白西裝，拿了一根文明棍，頭戴白禮帽。講座的內容主要是怎么用藝術來救我們的民族。”徐悲鴻的繪畫理念對戴澤的影響很深，而最令戴澤佩服的是徐悲鴻的人品，“徐先生是發自內心地想為中國做事兒，想為民族振興奉獻自己一生，這是戴先生最欽佩的。”

　　作為徐悲鴻的重要弟子之一，戴澤1949年協助徐悲鴻等人建立中央美術學院，并與吳作人、董希文、韋啟美、李斛、宗其香、孫宗慰等先生，作為中央美院的骨干教師，參與了新中國高等美術教育體系的構建。作為中國近現代美術的“活化石”和第二代油畫家的代表人物，戴澤先生見證了現代中國美術教育和中央美術學院的發展，并培養出了靳尚誼、詹建俊、孫為民等一批美術家，為新中國的美術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學術界認為，戴澤長期跟隨徐悲鴻，是徐悲鴻教育體系最重要的擁護者和參與者，在他早期的作品中都能看到這樣的特點。中央美術學院藝術管理教育學院、中法學院副院長、博導趙力教授認為，“徐悲鴻雖然強調寫實主義，但他對中西方文化的體會是非常深刻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戴澤先生早期的水彩畫、水墨作品，都是反映了他對中國水墨的繪畫理念和方法并不陌生，也反映了一種融合性。通過對西方繪畫技法的學習，和中國文化的結合，帶有很強的革新意愿。”

　　徐悲鴻倡導的現實主義道路對戴澤的影響深遠。在戴澤看來，真正的現實主義不光是繪畫的追求和理想，而是用來指導人生的，要走到現實當中去，遇到挫折不會氣餒。

　　《馬車》是戴澤從助教升為講師的最重要的一幅畫，這幅畫也曾得到徐悲鴻的夸贊。“戴先生對人特別好，很能換位思考，他能夠體會到勞動人民的不容易，據他晚年回憶，他在早年創作有這么一個理念，他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他覺得中國的民族精神和動力，體現在這些頑強的、不服輸的、有黃牛精神的馬車夫身上。”

　　對哪些作品最為珍視？

　　“西藏的寫生來之不易”

　　戴澤八十余年的藝術歷程，畫過無數的畫，他對自己的作品如數家珍，但最讓他珍視的除了早期作品，和他喜歡的豹子之外，西藏、大連等地的寫生也讓他非常重視。

　　“西藏的寫生得來不易。”戴澤是1963年被中國美術協會派去西藏創作的，是最早被派去進藏創作的藝術家之一，“當時的西藏不通小汽車，全是坐著騾子和馬上山。如果帶著很多的畫具，根本沒辦法行走，只能精簡畫具，跟著藏族民眾們走。”據戴澤回憶，吃的東西主要是青稞混著沙子，“為什么要混沙子？戴先生說，因為高原溫度上不去，沒有沙子，青稞根本煮不熟。沙子導熱好，青稞勉強能熟。”與戴澤同去西藏的還有一位是中央美院著名教授潘世勛，他曾對戴夢回憶說，“我跟你爺爺一起去西藏很害怕，這一路上，他一度人都要沒了。因為長期發燒，找不到醫生，有一次他暈倒了，叫了他半天，最后終于醒過來了。”

　　從上世紀50年代起，戴澤多次參與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活動，曾創作了《畫家徐悲鴻》《勝利的行列》《義和團》《太平軍大敗洋槍隊》《張獻忠》《大澤鄉起義》等重要作品。趙力認為，戴澤創作了很多反映時代的主題創作，在主題創作之外，還有很多平凡、樸素的題材，“這些可能都是大家會忽略的東西，在那個時代能夠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美感，通過自己的作品表現出來，體現了他對生活的熱愛，而且他有很多平凡的情感，比如他畫了一系列的關于他太太的畫，畫題實際上是親人的主題，他把這種親情、愛情表現得特別樸素，讓人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非常動人。”

　　為什么九十歲前沒辦過畫展？

　　人生的快樂就是畫畫

　　對于畫家來說，以個人畫展、出畫冊的方式將自己的作品介紹給世人，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然而，身為藝術家的戴澤先生卻并不熱衷于此。“戴先生在整個美術界是非常少見的，既低調，又平和，與世無爭。辦畫展、出畫冊對他來說無所謂，他人生的快樂就是畫畫。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藝術界的人對他的看法是他是一個會畫畫的老教授，至于他還畫過什么，藝術界一無所知。因為他不辦畫展，也并沒有任何畫冊，肯定沒有人知道。”即便是生活在一起30多年，戴夢也并不知道爺爺都畫過什么。

　　然而，這樣一位不辦畫展的藝術家，在退休后卻選擇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地下室開研修班來滿足社會上學習美術的熱情，還通過工會的方式召集內部職工進行交流和教育。

　　直到2005年，戴澤教戴夢畫畫開始，戴夢才發現自己的爺爺簡直是中國近現代美術的一枚“活化石”。“爺爺有很多學生，他的徒子徒孫，甚至更小輩的畫家辦展覽，經常給他寄畫冊，我發現爺爺從沒做過展覽，也并沒有自己的畫冊，于是我就開始勸說他也做一個自己的展覽。”開始，戴澤很反對這個提議，表示沒有任何興趣。后來戴夢跟爺爺說很想看看爺爺的畫，這讓戴澤來了興趣。“他把他很多珍貴的寫生一張張翻出來跟我慢慢聊。”

　　96歲首次畫展反響幾何？

　　繼國博之后多地相繼開展

　　與很多畫家反復畫同一類繪畫對象不同，戴澤的畫大多是歷史回憶和人生記憶。從戴澤的畫中，戴夢不但看到了早已消失的云陽老家的風景，國立中央大學校園里的小池塘、校舍、籃球場，以及后來成為美術史上名人的戴澤的大學同學們，還看到了豐富的中國美術史和中國的人文風貌的變遷，包括西藏、新疆、云南、東北、重慶、四川、成都、武漢……甚至還有1950年的莫斯科大劇院、1951年波蘭的華沙、1954年的朝鮮戰場、二戰后柏林的廢墟……“他創作的大同江橋，甚至還出現在票房過億的電影中，我越發覺得爺爺很神奇，他的繪畫題材涉獵廣泛，時間軸非常長，畫種也非常多，包括水彩、素描、油畫、國畫、色粉等，他很愿意我陪他聊這些畫，大概有兩年時間，我還跟他錄一些口述史，幫他整理之前的一些回憶錄，慢慢的，我對他的藝術人生有了一個全面的認識。”

　　碰巧此時，中國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和戴夢有一次接洽，戴澤重要的學術地位以及豐富的人生經歷引發了國博方面的興趣。2018年4月20日，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央美術學院、北京靳尚誼藝術基金會聯合主辦的“戴澤藝術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西大廳開幕。96歲的戴先生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全面回顧展和第一本畫冊就這樣誕生了。

　　“那次展覽，戴先生80歲以上的學生去了大概30多人，其中很多80歲以上的老先生都上了主席臺，但可惜的是，今天再回看，那些老先生中有數位都去世了，現在再回看當時開幕式的視頻很珍貴。”戴夢說。

　　這次展覽讓美術界看到了戴澤的價值，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同年9月30日至10月21日，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舉辦了“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特展：耕耘者——戴澤油畫藝術展”，展出戴澤創作的油畫代表作品約130余件。此后，無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都相繼做了戴澤的展覽。

　　2022年10月在中央美術學院還將舉行戴澤先生百歲展。

　　文/本報記者 田婉婷

　　攝影/除署名外 本報記者 王曉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