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藝家】

　　80歲的他，是畫家，也是作家。有文學創(chuàng)作沖動的時候，他就到書房去寫；有了用繪畫表達的欲望，他就走進畫室。對他而言，這是一個甜蜜而幸福的往返——繪畫更私人化，是一種個人的心靈感受，一種排遣，一種抒發(fā)；文學更多承擔了對生活的思考、對社會的責任。

　　前些日子，馮驥才剛過完80歲生日。他覺得，人的一生就像一條大河，有時候在中流擊水，有時候還“興風作浪”，但過了80歲，人就開始往下沉，靜水深流，沉靜下來。這種沉靜對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個好處，讓他能漸漸想起過往的生活，“遠去的東西回返過來，就多了點人生況味”。

　　80歲生日前夕，馮驥才的中短篇小說集《多瑙河峽谷》和隨筆集《畫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算是他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兩本新書，一本講書房，一本講畫室。寫書和畫畫，恰好是馮驥才的兩樣“老本行”。馮驥才家中的書房和畫室，是在一個廊子的兩頭。有文學創(chuàng)作沖動的時候，他就到書房去寫；有了用繪畫表達的欲望，他就走進畫室，“這是一個甜蜜的往返，很幸福”。

　　很多人不知道，馮驥才的文藝之路是從作畫開始的。每逢人生的重要日子，馮驥才都有作畫的習慣。50歲的時候，他畫了一大片樹，已經(jīng)入秋，但葉子在陽光下閃著光，“當時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60歲的時候，他畫了一幅《豪情依舊》，一只船在大江中揚帆，“當時我開始做民間文化遺產(chǎn)搶救，需要這么一股力量”；今年80歲，畫什么，他還在想。

　　結(jié)婚紀念日的時候，馮驥才也會畫畫，和妻子一起畫一對小鳥。這個“傳統(tǒng)”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艱苦的時候，他們一起畫了一對在風雪中的小鳥。后來，風景不斷變化，但兩只鳥一直都在。

　　馮驥才的母親是山東濟寧人，那個地方的特點是“又文又武”。文，是孔子和孟子的故鄉(xiāng)；武，有水泊梁山，是當年武松魯智深們活躍的地方。他的父親是寧波人，唐代以來，整個家族世代都是文人。山東人的陽剛，浙江人的細膩，兩種文化對他都有影響。

　　50歲的時候，馮驥才到寧波辦過一個畫展，他第一次賣畫就是在寧波。“當時沒有錢修繕賀知章的祠堂，我在畫展里選了5幅自己最喜歡的畫賣了捐了款。”如今，祠堂已經(jīng)成為當?shù)匾粋€重要的文化旅游景點。這樣的事情，馮驥才做了很多，“我沒有任何想法，沒有任何功利，只是出于熱愛”。

　　后來，馮驥才又多次賣畫籌款。“賣畫救不了民間文化。那么大一個中國，那么多文化遺產(chǎn)，憑我賣畫的那些錢能起什么作用？可能也有點作用，就是喚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當時賣完畫，馮驥才有一種“家徒四壁”的感覺，后來他說，“我把我的心交給大地了”。

　　對馮驥才而言，繪畫更私人化，是一種個人的心靈感受，一種排遣，一種抒發(fā)；而文學更多承擔了對生活的思考、對社會的責任。

　　20世紀70年代，馮驥才開始寫作，1977年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義和拳》。當時，他住在一個只有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中有一張桌子，全家人都在那桌上吃飯，吃完收走，他才能在上面寫作畫畫。馮驥才用一些木條做了一個書架，把書都立在架子上。他有一張照片，穿了一件很舊的衣服，胳膊肘還打了一個補丁，身后全是書，就是站在那個書架前拍的。直到20世紀80年代，生活慢慢改善，他才有了書房。

　　有人認定作家的書房一定是滿屋子的書，整整齊齊像圖書館一樣。實際上，馮驥才的書房是雜亂的，書和藝術(shù)品完全混在一起。別人幫他收拾房子，他要求一張紙都不能動，“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張紙能在哪一堆里找到”。

　　“作家的書房是作家最不設防的地方，因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書房里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誠地表達出來，讀者不需要看一個虛假的字。”馮驥才說。

　　從寫作的意義上，馮驥才曾和文學闊別20年，“但是我不會離開文學”。在做民間文化遺產(chǎn)搶救的時候，他經(jīng)常會有文學創(chuàng)作的沖動。文學想象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時候，“特別是晚上坐在汽車里，聽著音樂，好幾個小時，文學想象就忽然出來了”。

　　有人問他，有什么寫作計劃？馮驥才回答，沒什么計劃，“寫作是一種快樂的創(chuàng)造，過去幾十年生活的積累太多了，我止不住地一篇一篇地寫”。

　　《多瑙河峽谷》中的五篇小說，在真切的現(xiàn)實中引入了夢幻、奇幻、奇遇等元素，亦真亦幻，是他之前沒有過的風格。馮驥才說，對文學的熱情是天性，搞文學的人，當對生活有熱情的時候，必須要用文字來表達。

　　馮驥才堅持要把文學寫成藝術(shù)品，所謂藝術(shù)品，就是要有審美價值。他還堅持小說家的語言——不管寫的時候多么激情澎湃，小說的語言最終應該是精當?shù)摹！斑@也是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先成熟的是詩，然后是散文，而詩歌給文學最大的影響就是語言。寫《俗世奇人》的時候，我寫得很快，但改的遍數(shù)很多，語言不行，我不敢放手。”

　　馮驥才說：“現(xiàn)在我和以前有一點不同，以前更希望和讀者一塊兒認識生活，現(xiàn)在我覺得文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留下審美的形象和對時代的思考。一個好的藝術(shù)家要影響一個時代的精神，特別是審美的精神。”

　　(作者：蔣肖斌，系中國青年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