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鉤沉】

　　作者：馬玉鳳（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絲綢之路”概念于19世紀晚期一經(jīng)提出，便引起了學術(shù)界的廣泛關(guān)注，逐漸成為世界通用的概念，成為中國與世界交流的代名詞。盡管“絲綢之路”一詞所包含的內(nèi)容日益豐富，但中國至中亞的交通路網(wǎng)始終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該地區(qū)與中國的交流源遠流長，在中國的向西開放中具有特殊地位。

　　一

　　“絲綢之路”由德國地理學家、地質(zhì)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這一詞語脫胎于古希臘時代的記述，其重點便是張騫“鑿空”之后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之間的貿(mào)易路線。東西方的“通道”和交流路網(wǎng)，是李希霍芬提出這一概念的落腳點。盡管“絲綢之路”一詞提出不到150年時間，但是對兩千多年來張騫“鑿空”的這一通道，古代中國就有多種稱呼，如“外國道”（《史記》卷123《大宛列傳》）、“西域道”（《隋書》卷33《經(jīng)籍二》）、“朝貢之路”（《宋史》卷490《外國一》），此外還有“麝香之路”“毛皮之路”（王尚壽、季成家主編：《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紅旗出版社1995年版）等。與這些漢籍文獻不同，李希霍芬從眾多貿(mào)易物品中選擇“絲綢”作為命名的核心要素，反映出他注意到了從東西方開始交往之初，絲綢在貿(mào)易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和對西方社會的重要影響。

　　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最早向西開放的主要通道，自然也是東西方交流的最古老通道。一些學者將陸路上的中西交往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甚至更早。如小麥與玉的傳入、《穆天子傳》所載周穆王乘馬西巡游獵等。在“絲綢之路”一詞被廣泛采用后，對張騫之前的中西交往，一些學者使用“前絲綢之路”或“早期絲綢之路”等稱呼。而對其他方向的中西交往，近代以來的一些學者用“海上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東北亞絲綢之路”“冰上絲綢之路”等詞來表示不同方位的國際交往線路，這些都反映了“絲綢之路”一詞的重要影響。

　　李希霍芬明確肯定張騫“鑿空”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和中國到中亞的通道在溝通東西方經(jīng)濟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關(guān)鍵作用，并對這一“古老的貿(mào)易大道”和“民族交往的大道”予以高度贊揚。他認為：“從中亞出發(fā)穿越沙漠和高山，經(jīng)甘肅到廣袤富饒的西安府山谷。這里曾多次生發(fā)出高級的文化，藝術(shù)與科學十分繁榮”，“整個中亞及其簡單的分界和古老的貿(mào)易大道展現(xiàn)在眼前，觸手可及。”（《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商務(wù)印書館2016年版）后人對于李希霍芬“絲綢之路”概念的不斷豐富，也都是圍繞著這一認識展開的。

　　二

　　絲綢之路是全方位的中西文明交流之路，而不是簡單的商貿(mào)之路。學術(shù)界之所以把絲綢之路的開始年代定于西漢張騫“鑿空”之舉，就在于從此開始，中國與包括中亞在內(nèi)的古代西方真正進入全方位交流的時代。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古代中國才真正認識到了中亞在國家安全、區(qū)域合作、經(jīng)貿(mào)往來、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而中原王朝官方的主動介入，真正拉開了中國與西方往來的帷幕，開啟了中國同中亞各國友好交流的大門。此前零星的、間歇性的交往因此走向密切的、主動的、持續(xù)的交流。張騫“鑿空”的這條中國至中亞的陸路通道，是中西交流的古老通道，也是絲綢之路政治互信的藍本。

　　日本學者羽田亨認為：“東西交通在海路交通發(fā)達以前，中央亞細亞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發(fā)達之后，如取陸路也必須經(jīng)過此處……所以在東西交通史或東西文明傳播史上，此地區(qū)的歷史也具有很大的意義。”（《西域文明史》，華文出版社2017年版）對于中亞的這一特殊地位，西漢時期的君臣已有切身感受。張騫不畏艱難，長途跋涉，克服一切困難，憑借著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前往中亞的大月氏、大宛、大夏、康居等地，堅持不懈地表達中國對西域各政治體交往的誠意與決心，最終贏得了他們的信任。同時，張騫出使西域打開了中國了解域外文化的新窗口，歷史性地擴大了人們的視野，使西漢時期的中國對中亞、印度、波斯、地中海等“西極”之地的山川、地形、物產(chǎn)、人口、風俗等情況的認知大為豐富，并大大改變了西漢時期人們的世界觀，使人們對西域的認識由遙遠的神話傳說變?yōu)橛H自經(jīng)歷的地理考察。從《史記·大宛列傳》的內(nèi)容來看，張騫出使西域的“考察報告”對中亞各國的方位、空間關(guān)系，物產(chǎn)、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給予高度關(guān)注，詳細記錄了所至城市人口、商貿(mào)、貨幣、文字等情況。后人之所以用“鑿空”一詞來形象地描繪張騫空前的開拓之功，就在于一個強大的中原王朝的主動介入使中西交往的速度得以加快，安全得以保障，信任得以強化，并因此開辟了中西交流的新篇章。

　　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西漢王朝主動地與西域諸政治體進行聯(lián)通與交往，西域各民族積極參與交流活動，是人類文明交往史上空前而又重大的事件，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使得中西交往從此進入政治保障、經(jīng)濟保障、安全保障的全新時代。正如《史記·大宛列傳》所言：張騫“鑿空”之后，“使臣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zhì)于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西漢與中亞所建立起來的信任關(guān)系，是絲綢之路正常運行的根本保證。所以說，絲綢之路真正的靈魂是“信”，凡絲綢之路上的政治交往、經(jīng)濟交往、文化交往皆建立于相互的信任之上。沒有各政治體的相互信任，在絲綢之路上就不可能順利地展開全方位的交流與交往。張騫所開創(chuàng)的大區(qū)域互信精神，被后來的鄭和發(fā)展為“敬信”，并切實貫穿于七下西洋的全部活動之中，贏得了西洋各國的悅服和對明朝的尊重。

　　與張騫“鑿空”之后絲綢之路的暢通不同，之前零星的交往是不穩(wěn)定和不安全的，也是十分曲折與艱難的。正因為如此，張騫在早期中西交流史上所發(fā)揮的劃時代作用得到古今中外有識之士的贊譽。美國學者米華健認為這一時期是“絲綢之路的古典時代”，西漢與匈奴的沖突“促成了古典東方絲綢之路的開辟”（《絲綢之路》，譯林出版社2017年版）。

　　三

　　作為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通道，“路”的暢通與安全始終是第一位的。在張騫“鑿空”之后，西漢在河西走廊“設(shè)館置驛”，為過往使者和商隊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消除了不安全因素，確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影響深遠。直到明朝，朱元璋還一再強調(diào)這一路網(wǎng)通暢和安全的重要意義。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曉諭西域諸國：“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諸國商人入我中國互市，邊吏未嘗阻絕，朕復敕吾吏民不得持強欺謾番商，由是爾諸國商獲厚利，疆場無擾，是我中國有大惠與爾諸國也。”（《明太祖實錄》卷249）只有借助政治力量保障下的安全之路，“絲綢”等物品以及多元文化才能順暢交流。通過歷史的過濾，世界逐漸趨于一致，對張騫開辟的道路用“絲綢之路”來命名，可以說是對張騫“鑿空”西域的全面認可，本身就具有國際意義。張騫“鑿空”以來的中國與中亞路網(wǎng)的暢通與安全，為中西文明交流樹立了互聯(lián)互通的典范。

　　絲綢之路絕非單純的一條道路，而是中國與西域各政體相互聯(lián)絡(luò)的路網(wǎng)。在中國與中亞密切聯(lián)系的基礎(chǔ)上，絲綢之路得以不斷延伸和擴展，從中亞走向西亞、南亞，從亞洲走向歐洲，從陸路走向海路，從單線變成多線乃至網(wǎng)狀線路。如果把絲綢之路視為接力賽的話，那么，中國與中亞是其中的第一棒，當然也是關(guān)鍵的一棒。而且由于是多途的接力，故由這一棒引發(fā)的則是一個扇形的接力活動，參與的國家和民族眾多，形成了人類文化交流中的獨特景觀。

　　從張騫開始，中國與中亞的交流空前強化，可以說，中國與中亞是互聯(lián)互通的開拓者。在絲綢之路“黃金段”，中國持續(xù)傳播的是和平理念，不斷輸出的是絲綢、茶葉、瓷器等豐富物產(chǎn)。如今，在喚醒彼此的歷史記憶中，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攜手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與中亞各國踐行“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的共同責任和使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代河西走廊驛站體系與西北邊疆治理研究”〔21BZS06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