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李琳琦（安徽師范大學教授、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張海鵬（1931年－2000年），出生于安徽省樅陽縣，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安徽師范大學校長，兼任安徽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安徽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等。1983年，張海鵬先生在國內率先組建團隊研究徽商。徽商和徽學研究，是他傾注后半生的全部熱情所從事的學術事業，學界譽其“采文華章，徽商研究獨步海內外”，“開創徽學研究領域，具奠基之功”。

　　為什么要研究徽商

　　1947年，傅衣凌先生發表《明代徽商考》一文，這是徽商研究的拓荒之作。1953年、1954年，日本學者藤井宏在《東洋學報》上連載了長篇論文《新安商人的研究》，由傅衣凌先生等翻譯后在《安徽歷史學通訊》和《安徽歷史學報》上連載，“這是有關徽商研究中最為系統的著作”（傅衣凌語）。這兩篇論文，由于當時社會歷史的原因，影響有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徽商研究雖有零星的成果發表，但未形成熱點。

　　張海鵬先生為什么要在1983年正式組建團隊研究徽商呢？他在1998年撰寫的《徽商研究十五年》一文中講了三點原因：第一，“徽商的活動，從深層次看，不僅僅是經濟行為，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因此，無論從明清經濟史、文化史的角度，還是從徽州區域經濟文化的角度，徽商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第二，“則是基于為現實服務的考慮”。徽商“對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近代市場的產生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徽商的“徽駱駝”精神、所遵循的商業道德、所表現出的儒雅風范以及在長期實踐中所總結出來的經營謀略等，“是留給我們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些對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都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鑒意義”。第三，“是學術競爭的需要，是出于民族自尊使然。從20世紀40年代起，傅衣凌先生發表《明代徽商考》一文之后，徽商研究這一嶄新的領域即引起了國外學者的廣泛重視。……作為中國學者，我們不能甘心徽商在中國，徽商研究在國外的現實，于是我們決心發奮研究徽商”（《安徽師范大學校慶70周年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他后來回憶說，“原因之三”才是當時他們決定組建團隊研究徽商的最初動因，至于“原因之一”徽商研究的學術價值和“原因之二”徽商研究的現實意義，都是在后來的研究過程中逐漸體會出來的。由此可見張海鵬先生作為學者的學術擔當。

　　應該如何研究徽商

　　“歷史是一門科學，是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證，曲征旁通’。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值得我們仰慕與學習”（張海鵬：《創新·守成·嚴謹》，《光明日報》1984年7月16日《史學》版）。正因如此，張海鵬及其團隊的徽商研究，是從資料積累做起的。1985年，他們在黃山書社出版了《明清徽商資料選編》。他在“前言”中寫道：“大家在實際工作中都深感研究徽商所遇到的一個困難問題就是材料分散。……我們想，如能把分散的有關徽商資料進行摘錄，匯集成編，這對大家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提供一點方便。為此，我們集研究室全體同仁之力，并借‘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在最近幾年中，利用教學之余，冒寒暑，舍晝夜，到有關圖書館、博物館、科研單位以及徽州各地，訪求珍藏，廣搜博采，從史籍、方志、譜牒、筆記、小說、文集、契約、文書、碑刻、檔案中，進行爬梳剔取，初步摘錄近四十萬言，編輯成冊，定名為《明清徽商資料選編》。” 瞿林東先生曾評價：“正是這部在參閱了230余部書籍基礎上編纂出來的‘資料選編’，為國內外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為編者們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瞿林東：《二十年的功力：評一個徽商研究的學術群體》，《中華讀書報》2006年1月6日學林版）

　　在收集資料的同時，如何開展專題研究？張先生說：“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也是發揮個人作用與集體智慧相結合的優勢，目標是超越、創新、開拓。……個人每想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召集研究中心的同人坐在一起討論，相互切磋，各表己見，這樣的座談，常常使大家茅塞頓開，獲得滿意的見識。”正因如此，十余年來，“我們在《光明日報》《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明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等國內較有影響的報刊雜志上共計發表了有關徽商的專題學術論文40余篇”（《徽商研究十五年》）。這其中，張先生撰寫的《論徽商“賈而好儒”的特色》（《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從〈汪氏鬮書〉看徽商資本的出路》（《光明日報》1986年4月23日）、《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的優勢》（《明史研究》第四輯，黃山書社1994年版）等論文最具代表性。

　　從專題研究的分之成篇，到合之成冊。199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徽商研究》。張先生在“前言”中寫道：“我們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從搜集資料做起的。……此后，我們便在繼續搜集資料的同時進行一些專題研究。……這部《徽商研究》便是在前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正如瞿林東先生所指出，“《徽商研究》一書的結構向人們展現出這個群體在研究上的重大進展。此書包含以下各個部分：徽州商幫的形成與發展；徽商的資本積累；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徽商與兩淮鹽業；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中的經營活動；徽商與封建勢力；徽商的‘儒賈觀’和商業道德；徽商資本的出路；徽商與徽州文化；徽商個案研究；徽商的衰落。以上凡11章。根據這個結構，研究者們寫出了一部54萬字的著作。”（《二十年的功力：評一個徽商研究的學術群體》）范金民先生高度評價該著作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為止國內傳統商人研究篇幅最為宏大之作”。同時指出該著作有三大特色：一是“系統地論述了徽商的興衰歷史”；二是“準確地揭示了徽商的發展特征”；三是“精心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深入探討了有關問題”（范金民：《老樹春深更著花》，《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

　　從徽商到徽學研究

　　從組建團隊研究徽商開始，張海鵬先生就將徽商研究看成是徽學研究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他早在1985年《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前言”中就明確指出：“研究徽商，又是研究徽州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徽州學的內容，除要研究徽州的政治沿革、自然環境、語言、風俗習慣、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宗族制度、歷史人物、階級斗爭等課題外，還有諸如‘新安學派’‘新安畫派’‘新安醫派’這些大的研究領域，更有待于學者們的縱橫馳騁。而上述這些課題，往往又與徽商有密切的關系，在某種意義上說，徽商是其酵母。”1994年3月，張先生又在《東方訊報》上發表《徽商：釀造徽州文化的“酵母”》進一步指出：“一定的經濟，往往孕育著一定的文化。在徽州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形成和發展了頗具風格的‘徽州文化’。從宏觀角度來看，徽商正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徽州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因素很多，而徽商的‘酵母’作用，則是十分重要和基本的。”所以，在研究徽商的同時，他又安排團隊成員去研究“新安學派”，“發掘這一座寶藏，總結從朱熹到戴震這一段理學演變的歷史”；同時，支持另外的成員去研究徽州教育，探尋徽商與徽州教育的關系，以及徽州文化發展的人才培養機制。安徽師范大學的學術團隊，以徽商研究為基礎，逐漸拓展到新安理學研究、徽州教育研究，爾后又開拓了徽州譜牒研究、徽州文書文獻研究等領域，原因即基于此。

　　2000年3月24日，張先生又在《光明日報》發表《徽學漫議》一文，對徽學研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系統思考。該文首先就徽學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并闡明了“徽學”一詞的來源及與當今所稱“徽學”概念在內涵上的區別；繼之就“中原文化是‘徽學’形成的‘基因’”和“徽州商幫是‘徽學’發展的‘催化劑’”兩個問題進行了深入論述。文中的精辟見解，對推動徽學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剛剛過去的2021年是張海鵬先生去世21周年，也是先生誕辰90周年。哲人已逝，哲思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