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 夏

　　《緝魂》在去年初上映時，曾經引起過某種程度上的轟動。因它改編自科幻作家江波的一篇獲獎小說，所以該片的“科幻”屬性早早地被注意到，整個科幻文化圈都對影片報以巨大期待，加上近年來的科幻影視熱潮、“科幻十條” 等文化環境及政策刺激，這種期待在無形間被放大了許多。

　　該片類型雜糅懸疑、驚悚和犯罪，再加上科幻、家庭、倫理、愛情，有人說這是一種讓人眼前一亮的創新，也有人認為這種雜糅恰恰顯示出創作者在類型定位方面的混亂。因而不但沒有擴大受眾范圍，反而讓各類型的特定觀眾群都發現期待落空，造成某種口碑的反噬。

　　作為科幻文化行業從業者，我想重點談一下這部電影的科幻美學問題，我認為電影在科幻的類型表達上既不科幻、也不科學，也就是說，它似乎不具有科幻電影特有的“類型愉悅”，換言之，就是沒有“科幻感”。

　　科幻的“外皮”

　　在小說中，RNA物質被主角做成了粉末，導致意識不但可以移植，還可以像病毒一樣傳染擴散。暫且不論觀眾中的生物學家是否會“吐槽”這個設定，這是原作科幻設定的重要部分，有著巨大的故事空間可以展開，種種驚奇、驚駭、驚恐萬狀都可以從這里演繹出來。可惜導演在改編時拋棄了這些可能性，只是借了原作設定的一層科幻“外皮”。這個說法不但完全成立，甚至就連這么說都顯得多余，事實上這層“皮”根本不需要找科幻作家來借，因為許多網絡大電影和網文中隨處可見這樣的設定。苛刻一點來說，倘若把這里的“意識移植”置換成任何一種魔法、巫術、電擊、雷劈、喝迷魂湯等法術，故事沖突和人物關系照樣成立。對于科幻小說原作來講，這當然是一種巨大的創意浪費，原著科幻小說框架下豐富而復雜的戲劇沖突也隨之沖淡。

　　在科幻小說的改編中，如果電影只是借用一層科幻“外皮”，倒也并不一定是一種原罪，關鍵是這層皮也沒得到很好的使用。依據媒體公布的導演訪談，他非常強調并追求現實主義，要把一切都做得真實可信。所以，在“近未來”的視覺設定上，影片沒有去強調太超前的科技感，基本都是10年后會實現的技術，諸如曲面屏電腦、語音控制、機場玻璃大屏幕，等等。那么問題來了——在真實性層面上，電影對待一種過于超前的生物科技，是不是就顯得隨意了些？按照現有的科技發展水平，10年后能實現大腦的意識移植嗎？以今天觀眾的認知水準，會相信意識移植真的可以像拷貝硬盤那么容易嗎？我們看到影片中的意識移植過程恰恰就是這么隨意甚至簡陋，在最需要看到“科幻感”的地方，導演反而放棄了科幻感的呈現，倘若這時還要大張旗鼓地宣稱這是一部硬核科幻電影，說明片方從商業形態上沒有把握住科幻類型的核心賣點到底是什么，科幻圈層核心受眾沒法認可也是可想而知的。假如我們硬要觀眾先接受這是“科幻”，是一個需要預先接受的設定，那么也沒問題，但這一設定的影像表達就絕不能是平平常常的現實主義——而必須表達為一種奇跡中的奇跡，同時又合乎自身的內在邏輯，否則就相當于沒有說服力。我們可以接受汽車加速到88邁就穿越時空（《回到未來》，1985），可以接受一個工人掉到泡菜壇子里被保存了100年、醒來后在紐約開啟冒險歷程（《美國泡菜》，2020），但無法接受大腦移植后的李燕不但知道自己變成了王世聰，還同時記得要繼續用李燕的身份繼承公司并履職，她甚至可以在兩個意識之間隨心切換。那么，到底是誰在指揮這個切換過程呢？這是一個巨大的接受障礙。我們都知道人的意識脫離不了身體的經驗、肉體的記憶，連《你的名字》和《羞羞的鐵拳》這類奇幻故事都能照顧到的起碼常識，一部號稱追求寫實的“科幻”電影，卻這么敷衍地對待科技設定，這與影片整體上的努力肯定是背道而馳的，它極大地削弱了影片的可信度。

　　在江波的原著小說中，被進行了意識移植的人出現了人格分裂的癥狀，所以被關進了精神病院，故事在精神病院展開，主角是被卷入事件的一位精神科醫生。小說篇幅并不長，但情節緊張緊湊，動作感、畫面感都很強，而且帶有很強的心理驚悚成分，一般導演、制片人都會覺得這個故事適合改編成電影或劇集，但也很容易弄出廉價感，格局上難產生宏大的震撼觀感。筆者也在一篇推文中談到：“……如何讓科幻的‘異世界’設定、‘科幻感’、或者說其世界觀建構等等都成為（電影的）加分項，這是對創作者美學追求的考驗。”

　　“驚奇感”與“真實性”

　　作家江波作為清華畢業的前IT工程師，在科幻圈以硬科幻著稱，其作品常常都有相當程度的技術細節描寫，本故事亦不例外，《移魂有術》講的就是“術”，而電影改編放棄了一種技術奇跡從發現到揭秘的過程，從而喪失了科幻類型美學最核心的特征，那就是驚奇感。于是，影片中的全部科技要素都淪為了圖解故事設定的背景板，這樣一來，影片對“近未來”的世界觀設定呈現出顯而易見的敷衍。而且，影片開頭就拋出了使用RNA技術的可能性，讓觀眾提前猜到了故事的走向，這樣的“鋪墊”方式更讓科幻美學強調的驚奇感大大降低。

　　原作小說的核心設定包含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兩個維度的展開：一方面，個體在兩套不同意識的編碼作用下，原來的“自我”逐漸被新的自我侵蝕，出現人格紊亂、分裂，清醒時也開始自我懷疑、痛苦掙扎。在種種混亂與驚駭之中，自我身份逐漸崩塌解體，這些都是當代心理—認知—神經科學的前沿研究內容，對它們的展現過程本身正是影像和表演的絕佳材料；另一方面，科學家造出這種攜帶大腦意識的RNA粉末，一旦開始空氣傳播，它就會像烈性傳染病毒一樣，造成巨大的混亂與社會恐慌。小說里面已經展開描寫了主角感到的驚駭情形，故事也由此轉折進入一種迫近的巨大危機之中，但電影改編放棄了原作的這些潛力，實在可惜。這無關乎電影改編是否尊重原著情節、原著精神，而是關乎科幻的核心美學特質。

　　現在看來，一方面由于導演追求“真實性” 而忽略了對技術奇跡的刻畫（這兩點本身并不矛盾）；另一方面，電影對意識移植的過程和結果的描寫又缺乏實實在在的、真實的科技美感，沒有科學邏輯來支撐其“真實性”。既沒有奇跡感也沒有真實感，這對一部貼上“科幻”標簽的商業電影而言是致命錯誤。驚奇感必須建立在真實感基礎之上，何況這里還有“科學”二字，科技真實感如何營造，是事關科幻類型的詩性特征與真實性原則的對立統一，如果沒有較好的把握，就會降低或削弱電影的科幻性。本片改編的唯一亮點是引入了性別議題，但這也帶來更多的問題。性別錯置的議題作為一種思想實驗，本質上還是探討靈魂和肉體的關系，遠不是電影里的驚鴻一瞥可以輕易言說的。因此，在被夸贊為“大膽觸碰邊界”的同時，該片也因此落下了消費性少數群體的惡名。其實，影片對性別議題的描寫與刻畫存在著雙重危險：一是淪為奇觀，二是加深偏見，因此電影最后的反轉更像是片末彩蛋，它或許能帶來小小的感動，卻反倒落下了“女人（李燕）的身體誰做主”的疑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電影花費大量時間去渲染巫術，最后又對巫術的細節語焉不詳，其占據的銀幕時間跟故事的科幻設定相去甚遠。若要說這是臺灣導演試圖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跟觀眾和市場“接地氣”的一種努力，嘗試建立一種所謂的“東方玄幻科幻”敘事模式，那不妨看看同樣是臺灣導演拍攝的電影《雙瞳》。該片講述了一個貌似修仙殺人、實則是高科技害命的故事，背后有著周密細致的犯罪計劃，帶出強大的科學邏輯，倒更有科幻的驚奇感。而《緝魂》顯然并沒有做到，乃至對于抑郁癥等近年逐漸被大眾認知的身心疾患，也只有非常膚淺的概念化描寫。由于類型混雜、敘事失焦、主題曖昧等問題，導致影片在營銷上似乎也找不到話題抓手。

　　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部犯罪懸疑商業片，《緝魂》還是具有一定的可看性。但要說本片為中國科幻電影開啟了另一種可能，或難承其重。既然導演如其所宣稱的那樣對科幻美學并不感興趣，觀眾也無人再提國產科幻電影的“開門”或“關門”之類的話題，業界同仁大可放下對此一役的焦慮。想要科幻影視繁花似錦，應當放棄對任何一部單獨作品的“執念”，畢竟好的科幻故事我們有太多，無論原創還是改編，中國科幻電影未來依然可期。（西 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