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圣足（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民辦教育研究所所長、民進中央參政議政特邀研究員）

　　一段時間以來，隨著義務教育階段“雙減”工作的深入推進，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數量得以大幅壓減，校外學科培訓秩序得到大力整治。特別是各地落實國家層面的相關規定，在切實降低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全面推出學校“5+2”課后服務的同時，對校外學科類培訓時段、收費價格和廣告行為等實施了嚴格管理，這使得廣大中小學生參加校外學科類培訓的頻次和強度明顯降低，家長的經濟負擔和精力負擔也得到了有效減輕。

　　與此同時，受需求拉動和利益驅動，近期市場上各種體育、藝術和科技類培訓機構應運而生、迅速崛起。據央視財經頻道報道，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9月，我國共有37萬家藝術類培訓相關企業、66萬家體育運動類培訓相關企業；而自“雙減”政策發布以來，以上兩類培訓相關企業新增了3.3萬余家，較上年同期相比增長99%。客觀地說，作為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此類培訓機構如果能堅持正確的育人導向，并始終秉承社會公益屬性，其對滿足廣大學生及家長的多樣化教育服務需求是有積極作用的，而且對推進素質教育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需要引起重視的是，由于當前一些地方尚未完全將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納入許可審批和行政監管范疇，加上受各路逐利資本的驅使，該類培訓市場不同程度存在野蠻生長和盲目發展的現象，出現了諸如虛假宣傳、哄抬價格、違規收費、偷漏稅收乃至以非學科之名行學科培訓之實等一系列失范行為。特別是2022年寒假期間，在一些地方明確將體育和美育列入中考科目后，體育、美育類培訓需求空前高漲，引發該類培訓市場火速升溫，導致體育、美育等非學科類培訓出現了“應試化”傾向。更有甚者，一些機構售賣焦慮、趁機漲價、傾銷課時，并違規收取超期培訓費用，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這不僅加重了家庭經濟負擔，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沖了“雙減”成效，從而受到廣大學生家長的強烈詬病，引起了相關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為此，今年1月30日，教育部會同相關部門聯合發文，部署開展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收費專項整治工作，在全國范圍對非學科類培訓機構不規范收費行為實施全面排查，并將根據違規情況加以嚴肅處理。

　　調查表明，現實中，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樣態多元、構成復雜。就業務及類型劃分而言，該類機構的主體部分是藝術類、體育類和科技類培訓機構，而各大類型非學科培訓所涉及的細分領域又極其龐雜、類屬項目多種多樣。例如，常規體育類培訓項目就有近20種，而藝術類培訓所涉及的項目則多達數十種。總的看，目前對于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的設置并無具體的準入門檻和條件要求，這也是此類機構能在短期內快速“降生”并一哄而起的原因所在。因未全面納入行政監管渠道，不少此類機構培訓場所安全隱患突出，專業教職人員持證率低且“兼職化”嚴重，培訓行為缺少規范，培訓質量良莠不齊。同時，該類機構還存在培訓材料來源復雜、定價收費隨意性大以及法人資金賬戶監管缺失等問題。

　　實踐證明，任何一個行業的健康發展都必須建立在規范穩健的市場秩序之上。針對體育、美育等非學科類培訓市場出現的亂象，近日教育部會同相關部委聯合發布公告，突出強調非學科培訓機構的發展必須滿足相關合規性要求。按照統一部署，各級地方政府亟須理順管理體制、厘清部門職責，聚焦關鍵問題、明確監管重點，采取強有力的規范措施，引導非學科類培訓機構有序有度有效發展。

　　首先，要分類制定設置標準，明確相關準入程序。“雙減”意見強調，“對非學科類培訓機構，各地要區分體育、文化藝術、科技等類別，明確相應主管部門，分類制定標準、嚴格審批。”對此，各級行業主管部門都要在深入調查基礎上，盡快針對文化藝術、體育、科技等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的設立問題，制定具體設置標準和準入程序，將各類非學科培訓機構全面納入前置許可及行政監管范疇。同時，依法依規嚴肅查處不具備相應資質條件、未經審批多址開展培訓的校外培訓機構。目前，天津、安徽、浙江等地已先期出臺文藝、體育類培訓機構設置標準，其中一些共性的軟硬件條件規定，可為其他地區參考和借鑒。

　　其次，要理順部門工作職責，明確行政監管重點。落實“省級統籌、屬地負責”的工作機制，將非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納入各地“雙減”工作專班議事范圍。教育部門要抓好統籌協調，會同文旅、體育、科技等行業主管部門，切實加強對各類非學科校外培訓機構的日常監管工作。在完善設置審批制度的基礎上，未來一個時期，要重點強化此類機構場所安全、人員資質、培訓材料以及收費、廣告、反壟斷等方面的監管工作。尤為緊迫的是，要盡快將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預收費全部全額納入銀行專戶監管，并做好相應的風險管控工作。

　　再次，要健全綜合執法機制，強化行政執法力量。一方面，要按照“誰審批誰負責、誰主管誰負責”原則，健全審批、監管、處罰銜接機制，強化校外培訓綜合執法、聯合執法、協作執法的組織協調。其中，教育部門牽頭組織有關部門開展聯合執法工作；市場監管、網信、公安、體育、文旅、科技等部門要在各自職責內，對涉及非學科校外培訓問題進行單獨或聯合監管。另一方面，要統籌優化各級政府機構職能和人員配置，建立健全校外培訓監管機構，切實提升行政執法能力；特別是各級教育部門要科學設置崗位，統籌各方資源，配齊配強一線執法力量，確保包括非學科培訓在內的校外培訓監管執法工作落到實處。

　　最后，要推進社會多元共治，加強行業自律建設。一是按照屬地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則，壓實鄉鎮、街道責任，將非學科類校外培訓治理一并納入村（社區）網格化管理體系，織密綜合治理網絡。二是推進家校社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在全面做好校內課后服務的基礎上，統籌各類校外實踐活動課程，更好發揮少年宮、青少年活動中心等機構在中小學生素質教育上的重要陣地作用。三是加快各類非學科校外培訓行業組織建設，鼓勵和支持該類行業協會在自律規范、權益保護、糾紛處理、行業信用建設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形成行業自律、政府監管、社會監督互為支撐的協同監管格局。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1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