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中為數不多的法律人，我每年的提案中總少不了法治問題。其中，前幾年我建議修訂《土地管理法》、制定《黃河法》，都得到立法機關的積極回應。”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鄭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沈開舉說，“在參政議政的過程中，我都是以學術研究為支撐建言獻策，為決策提供有益借鑒，決不人云亦云。今年兩會，我重點關注的是防止‘泛刑事化’問題。”

　　“泛刑事化”的危害不可低估，沈開舉對此憂心忡忡。他說，據統計，20年間我國重罪案件占比已從1999年的19.6%下降至2019年的2.7%，八類嚴重暴力犯罪自2009年以來呈現“十連降”。與之相比較，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數占比從1999年的54.6%上升至78.7%，特別是最高刑只有拘役的醉駕案件，占比近20%。“醉駕”取代盜竊成為刑事追訴第一犯罪。

　　“目前審前羈押率從2000年的96.8%降至2020年的53%。但羈押率仍然很高，造成了國家羈押成本增加，不利于社會長期穩定和發展。”沈開舉認為，刑罰是最嚴厲的制裁手段，正是因為最嚴厲，刑罰手段對打擊犯罪行為震懾力大、發揮的作用大。與之相應的是這種手段的副作用也大，即國家、社會與個人需要付出的成本和代價也大。

　　沈開舉進一步表示，從國家治理的順序上講，凡是民事糾紛一律通過民事仲裁或民事訴訟程序處理，凡是行政糾紛一律通過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程序處理，只有嚴重的違法構成犯罪的行為才能夠通過刑事訴訟程序處理，把刑罰作為懲罰違法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這樣的順序是國家治理的科學順序，是對社會和個人的權利影響最小的順序，更是治理成本最低的順序、最理想的順序、不應該顛倒的順序。“泛刑事化”顛倒了這個順序，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馳。

　　沈開舉說，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就需要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嚴守罪與非罪的底線，秉持客觀公正立場，正確履行司法職能，構成犯罪的一個也不放過，不構成犯罪的一個也不追訴。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把“少捕慎訴慎押”上升為新的刑事司法政策，實現了新時代刑事司法理念的重大轉變。“作為一名法律人、一名政協委員，我為國家法治的發展進步感到由衷的喜悅，也為親身參與這一歷史進程，履行推動中國法治發展的崇高使命感到自豪。”沈開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