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作者：郝春文（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名譽會長）

　　近日，我的《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一書，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這是一本旨在向讀者普及“敦煌遺書”概況、內(nèi)容及價值的“小書”。然而，體量雖小，也是多年研究所得。從普及傳統(tǒng)文化的視角來看，似乎也有說道的理由。于是應邀撰文，寫一點自己的心得。

　　敦煌遺書，非真的“遺書”

　　書名中的“敦煌寶藏”，指的是敦煌遺書。這遺書，并非指死者臨死前留下的書信，而是敦煌古代先民留下來的經(jīng)卷和文書。

　　1900年6月22日（農(nóng)歷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園祿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復洞（現(xiàn)編號為第17窟），洞內(nèi)重重疊疊堆滿了從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經(jīng)卷和文書。這批總數(shù)在7萬件以上的古代文獻被后人稱為“敦煌遺書”。

　　由于莫高窟是開鑿在鳴沙山的斷崖上，所以保存敦煌遺書的洞窟又被稱作敦煌石室或石室。因為敦煌遺書的主體是手寫的佛經(jīng)，所以早期人們把敦煌遺書稱為“石室寫經(jīng)”，并把保存敦煌遺書的洞窟稱為“藏經(jīng)洞”。此外，敦煌遺書還被稱為“敦煌文獻”“敦煌寫本”“敦煌文書”“敦煌卷子”等。

　　“蒙塵千年”，是帶有文學色彩的表述，而敦煌藏經(jīng)洞的性質(zhì)、封閉的時間和原因也確實是學術界的未解之謎，難免讓人產(chǎn)生各種想象。由于沒有發(fā)現(xiàn)當事人或后人的相關記錄，所以有關敦煌藏經(jīng)洞性質(zhì)、封閉的時間和原因的各種說法，至今為止都是推測或假說。目前所知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的敦煌遺書，年代最晚的寫于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所以人們推測敦煌藏經(jīng)洞的封閉時間應該是其后不久的11世紀初。從11世紀初到1900年，敦煌遺書在藏經(jīng)洞中埋藏了900多年，接近1000年。

　　而1900年，我國正處在清王朝末期。西方列強公然派遣八國聯(lián)軍侵入我國，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日趨嚴重，忙于奔跑逃命的清廷最高統(tǒng)治者無法得知西北邊陲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的消息。加之當時甘肅、敦煌地方官員大多昏聵無知，遂使這一寶藏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曾先后遭到英、法、日、俄等國“探險”隊的劫掠，致使敦煌遺書流散于世界各地。

　　目前總數(shù)達7萬多件的敦煌遺書分散收藏在歐、亞、美洲的9個國家的80多個博物館、圖書館、文化機構(gòu)以及一些私人手中。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578號）、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約17000號）、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約7000號）和俄羅斯聯(lián)邦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收藏約17700號）是四大主要藏家。敦煌遺書的流散，是我國近代學術文化的重大損失，成為我國近代學術的傷心史，至今令人難以釋懷！

　　“石室寫經(jīng)”，涵括各族文獻

　　敦煌遺書的文本形態(tài)多數(shù)為手寫文本，也有少量雕版印刷文本和拓本。

　　在古代，印刷術發(fā)明與流行之前，文書和典籍在很長時間內(nèi)是以寫本的形態(tài)存在。在戰(zhàn)國和秦漢時，主要是寫在竹簡和木簡上。東漢時出現(xiàn)了用紙抄寫的書籍，到了晉代，紙書完全取代了竹木簡書和帛書。宋代以后，印刷術流行，印刷文本逐漸成為書籍和知識傳播的主要載體，取代了手寫文本的地位。所以，就文字傳播的方法和載體而言，大致從晉代至宋以前是手寫紙本文本為主體的時代，宋以后至今是印刷文本為主體的時代。

　　敦煌遺書所處的時代正是在紙本手寫文書典籍流行的時代，因而多數(shù)為手寫文本。宋代以后書籍和知識傳播的主要載體是印刷品，但宋代流行的雕版印刷至少在唐代已經(jīng)發(fā)明了。可惜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沒有保存下來。所幸，敦煌遺書中保存了數(shù)十件雕版印刷品，就成為世界上現(xiàn)存最早的印刷品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剛經(jīng)》，是世界上現(xiàn)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現(xiàn)收藏在英國國家圖書館。

　　拓碑技術出現(xiàn)得更早，但早期的拓本也未能保存下來。而敦煌遺書中保存的數(shù)件唐碑拓本也就成了現(xiàn)知世界上最早的傳世拓本。其中包括唐太宗的《溫泉銘》、李邕《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和柳公權所書《金剛經(jīng)》等碑的拓本。

　　敦煌遺書的裝幀形態(tài)多樣，幾乎包括了古書的各種裝幀形式，但絕大多數(shù)是卷軸裝。卷軸裝也稱卷子裝，是紙質(zhì)書籍和文書出現(xiàn)后流行時間很長、普及地域很廣的一種裝幀形式。其做法是先將紙張按需要粘成長卷，再用圓形木棍粘結(jié)在紙的一端，閱時攤平，閱后將其卷成一卷軸，這就是卷軸裝的書籍或文書。卷軸裝之外，還有梵夾裝。梵夾裝是從印度傳來。因為經(jīng)文是梵文，上下有兩塊夾板，所以被稱為“梵夾裝”。敦煌遺書中的“梵夾裝”，是仿制的或者有所改變的梵夾裝。第一個改變是經(jīng)文不再是寫在貝葉上，而是寫在紙上；第二個改變是經(jīng)文多是用中文書寫。此外，敦煌遺書中還保存了“經(jīng)折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裝幀樣式。

　　敦煌遺書的文字以漢文為主，但也保存了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語文獻。

　　在這類文獻中，以吐蕃文最多。吐蕃文又稱古藏文，是唐五代時期吐蕃人使用的文字。由于吐蕃人曾在公元786年至公元848年管轄敦煌，其間曾在敦煌推行吐蕃制度和吐蕃語言文字，所以敦煌藏經(jīng)洞中也保存了一大批吐蕃文文獻，約8000多件。這批文獻對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當時西北地區(qū)的民族變動都具有重要價值。

　　敦煌遺書中的第二種胡語文獻是回鶻文。回鶻文是古代回鶻人使用的文字，又稱回紇文。在唐宋時期，回鶻人曾在敦煌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自唐晚期以后，敦煌的東邊甘州、肅州和西邊的西州都曾有回鶻人建立的政權，在敦煌地區(qū)也有回鶻居民。由于以上原因，在敦煌藏經(jīng)洞中，也保存了50多件回鶻文文書。這些文書的內(nèi)容包括書信、賬目和佛教文獻，對研究回鶻的歷史和文化具有重要價值。

　　此外，敦煌遺書中還保存了少量的于闐文、粟特文和梵文，都對研究古代的民族關系和中外交往具有重要價值。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遺書是后涼王相高所寫之《維摩詰經(jīng)》，在公元393年（后涼麟嘉五年），這件文書現(xiàn)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館。年代最晚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壽題記，這件文書收藏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羅斯聯(lián)邦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從公元393年到公元1002年，時間跨度達600多年，多數(shù)敦煌遺書的書寫或抄寫年代在唐后期五代宋初。

　　遺書研究，改寫中古史

　　就內(nèi)容來說，敦煌遺書可以說是包羅萬象，但因為是佛教寺院藏書，所以收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約占90%左右。

　　敦煌佛教文獻有很多是歷代大藏經(jīng)收錄的傳世佛經(jīng)，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妙法蓮華經(jīng)》《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維摩詰所說經(jīng)》《大乘無量壽經(jīng)》等。以上經(jīng)卷雖有傳世本存在，但由于敦煌遺書抄寫年代較早，仍然具有重要校勘價值和文物價值。

　　敦煌遺書中還保存了很多傳世大藏經(jīng)中所沒有的佛教典籍。這些“逸經(jīng)”和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具有更高的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存了一批古逸經(jīng)疏，如《金剛經(jīng)》《法華經(jīng)》和《維摩詰經(jīng)》注疏就有130多種，530多件。這些經(jīng)疏是中國佛教徒對佛教的理解，因此可以真實具體地反映古代中國佛教的特點。

　　佛教文獻以外的宗教文獻，還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敎）典籍和摩尼教典籍。道教文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經(jīng)想爾注》的重新發(fā)現(xiàn)，該件雖為殘本，但保存了該書第三章至三十七章的經(jīng)文和注釋，為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并揭示了道教經(jīng)教化的另一條途徑。《尊經(jīng)》《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大秦景教宣元本經(jīng)》等景教文獻和《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下部贊》《證明過去因果經(jīng)》等摩尼教文獻，為研究古代景教、摩尼教的流傳提供了重要資料。

　　宗教文獻以外的文書，雖然總量不大，只占10%左右，但內(nèi)容卻很豐富,涉及古代歷史地理、社會、民族、語言、文學、美術、音樂、舞蹈、天文、歷法、數(shù)學、醫(yī)學、體育、古籍等諸多方面，很多都是不見于正史的第一手資料。

　　歷史方面，敦煌遺書中保存了制書、敕書、告身等公文書，律、令、格、式等法律文書，戶籍、差科簿等賦役文書和買賣、借貸、雇傭、租佃等契約文書。這些資料對于了解中國古代的政治和經(jīng)濟情況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如“唐景云二年（公元711）賜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是唐代“論事敕書”的原本，存文字8行，文書上鈐有“中書省之印”，中間頂天立地的大“敕”格外引人注目，這件文書已經(jīng)成了敦煌文書的標志性符號。依據(jù)此件，參考其他文獻，可以大致了解“論事敕書”從起草到下發(fā)的復雜過程。又如“唐開元水部式”，詳細規(guī)定了唐朝對水渠、橋梁的管理制度和各級官府的相關職責，不僅為了解唐代的水利管理制度提供了珍貴資料，還可據(jù)之糾正《唐六典》《新唐書》《舊唐書》相關記載的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對唐“式”的內(nèi)容和形式有了具體的了解，為從唐代文獻中搜集其他唐式條文提供了文本樣板。

　　敦煌遺書中保存的社會史資料主要有“氏族譜”“書儀”“社邑文書”和“寺院文書”。“氏族譜”是記錄古代世家大姓的資料；書儀是古人寫信的程式和范文，也包括不少對當時禮儀和習俗的規(guī)定；“社邑文書”是古代民間結(jié)社的具體資料；“寺院文書”則記錄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團生活及其與社會的聯(lián)系等諸多方面。這些資料具體地反映了古代生活的真實情況。如關于古代寺院和僧人的生活，依據(jù)傳世佛教經(jīng)律和相關記載，古代寺院應是一個基本生活單位，僧尼過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之內(nèi)并由寺院供食的集體生活。但敦煌寺院文書卻為我們展示了另一幅寺院和僧尼生活的圖景。一是一部分僧尼并不住在寺內(nèi)，而是住在寺外的俗家。二是住在寺內(nèi)的僧尼也是過著單吃單住的個體生活。

　　敦煌遺書中保存的文學作品，以俗文學資料最引人注目，包括講經(jīng)文、因緣、變文、話本、詞文、故事賦、詩話等。對這些俗文學作品的研究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中國古代的文學史。如對敦煌變文、講經(jīng)文等文學資料的研究，就解決了鼓子詞、諸宮調(diào)、詞話、寶卷等后代流行的民間講唱文學的來源問題。

　　綜上，不論從數(shù)量、時間跨度還是從文化內(nèi)涵來看，敦煌遺書的發(fā)現(xiàn)都可以說是20世紀我國最重要的文化發(fā)現(xiàn)。即使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是獨一無二的文化寶藏。期待有更多的學者，加入這一寶藏的研究行列中來。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