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戍國 陳雄（分別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禮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湖南大學教授，江西師范大學副教授）

　　“禮”是華夏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標志性概念，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發揮重大作用的制度性規范，是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引導性因素。禮學，不僅是一門文獻之學，也是一門制度之學、哲思之學，更是一門需要文史哲諸學科交叉互動的學問。研究禮學，可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還可以修身心。而禮學研究的基礎，就是讀懂禮學文獻。

　　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中國古代禮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是一項大型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工程，其成果有二：一是對中國古代的禮學文獻進行系統的分類和整理；二是對中國古代禮學文獻進行哲學、文獻學及歷史學的研究。研究成果舉例介紹如下：

　　在古代中國，“禮”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無論是制度層面的朝章國典、思想層面的禮義闡發、民俗層面的冠昏喪祭，還是學術層面的經史注疏，皆有禮學文獻的大量傳世。然而，禮籍歷來難讀，就《儀禮》而言：韓昌黎“苦”之、四庫館臣“奧”之、黃季剛“疲”之，此足見治禮之堅、禮學之難。那么，有沒有一個好方法呢？《禮記·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為我們提供了線索：

　　古禮文獻是“故”，“溫故”就是整理文獻，整理的方法有很多、困難也不少，貴在能否“知新”，從而整理出適合新時代讀者查閱的文本。“崇禮”非崇古禮全體，乃崇尚禮之本。《曲禮》開篇云：“毋不敬”，誠哉是言！在整理古代禮學文獻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每一本禮籍都有一個相似的思想主線，那就是“敬”。而“敬”有外內兩個方面：于他人而言的“敬”是尊重他人的“謙和”行為，于己而言的“敬”就是誠意靜心的“敦厚”品性，這是我們從整理禮籍的“溫故”中所讀出來的。因此，“溫故知新”和“敦厚崇禮”可概括本課題的研究，同時也是讀懂古代禮學文獻的最佳方法。

　　古禮文獻的典范之作當屬“三禮”——《儀禮》《周禮》《禮記》。整理“三禮”的過程，就是熟悉“三禮”產生、變遷與成熟的過程，既要準確完整地顯示“三禮”的本來面貌，又要讓讀者明白它們各自成為一門學問的真實含義和歷史，此即學以致用。

　　以號稱難讀的《儀禮》為例，整理之法為：先定句讀，繼明禮例，探其語境而反復測度之。“定句讀”可用《儀禮鄭注句讀》，“明禮例”可用《禮經釋例》，“探語境而測度之”則綜合參考《儀禮注疏》《儀禮正義》《禮經校釋》《〈禮〉漢簡異文釋》等作出論證。按照此法精讀《儀禮》，豈有不懂之理？不止于此，經過我們實踐，此法還能啟迪新知，略舉四點如下：

　　一是用語的準確，沒有夸張的成分，人物一舉手一投足，拱揖、停頓、泣哭、顰蹙之類，都在寫實；二是所記禮典內部的和諧，如士冠禮，從“筮賓”到“送賓歸俎”有十五個節目，“加冠”過程中又夾雜著“易服”，儀式的有序推進中處處彰顯著和洽；三是成書，我們認為沈鳳笙先生的考證是正確的，認為先有了禮典的實行才有了紀實書本的撰作，《儀禮》當是由孔子弟子、后學陸續撰作的，大致成書于魯悼公至共公之世；四是價值，我們不同意照搬照抄的復制，正如三代禮的損益，新時代的“禮”亦當是在因革舊禮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儀禮》最大的價值，就在于為“新禮”的制作提供“參考”。同理，整個三禮類文獻乃至整個經部禮學文獻亦是如此。

　　傳世古禮文獻主要見于“經部”，經部之外大致還有政教法典類、史書中的“禮樂志”類、祭祀喪葬類以及通禮、禮論等類別的禮學文獻。

　　以孔廟祭祀為例，此禮在全國各地已蔚然成風，然祭祀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門，因此我們整理了《文廟祀典考》。是書體例完備，內容翔實，集文廟典章文物之大成，以期對今日之祭孔起到規正作用。當然不能止步于此，眾所周知，宋代祭孔頻繁，同時也創作了大量祝文，這些祭文大都出自如王安石、蘇軾、陸游、朱熹等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士大夫之手。系統考察這些祭文，不僅有助于加強對孔廟祭祀及傳統禮制的了解，而且能夠深化對宋代政治、思想、文化、社會、教育等問題的認識，對文體史和文學史的拓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為今日祭文之撰寫提供參考。

　　除了傳世的禮學文獻，出土考古材料中有相當大的部分與古禮有關。以簡牘為例，保存在上面的珍貴禮學資料大致包括：禮學經典的部分篇章（如武威漢簡《儀禮》等）；闡釋禮制、禮義但久已失傳的古人作品（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民之父母》等）；還有人們日常禮俗的各種記錄（如謁、名刺、告地策、遣策等）；可謂品類繁多，異彩紛呈。將這些禮學文獻加以歸納、整理和研究，不僅有助于了解當時的禮儀風俗，也對傳世禮學文獻起到補充、修正之作用，更為專門從事禮學研究的學者利用出土文獻提供了極大便利。

　　總之，我們的研究只是剛剛開始，“溫故知新”的工作“任重而道遠”，以“禮”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4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