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作者：謝琰（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家蔣寅先生新近出版的論著《中國詩學之路——在歷史、文化與美學之間》，對于作者自己而言“不免帶有一點總結的意味”（《自序》），對于古典文學界而言則不僅凝聚一代人的學術追求與貢獻，而且燭顯當下與未來的關鍵性的學理問題，值得仔細品讀，深入思考。

　　《中國詩學之路》的基本內容，從表層結構來看，分為四個部分，即“心態(tài)史研究”“唐詩研究”“古典詩學基本概念和命題研究”“清代詩學史研究”。而從內在理路來看，可分為三個方面，即“詩歌理論研究”“詩歌創(chuàng)作研究”“詩歌史研究”。由于蔣寅先生秉承師說將“理論研究”理解為“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與“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兩條進路，所以他的“詩學”事實上包含一切帶有理論思辨色彩的古典詩歌相關研究，無論其核心研究對象是作家作品還是詩歌理論。另一方面，他又很重視將“創(chuàng)作”放在“史”的線索中進行探討，或將“史”的觀點放回“創(chuàng)作”中予以重審，從而引出新說，因此從更深層次的理路融合來看，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研究”和“詩歌史研究”就可以合并為“詩史”研究。由此可見，《中國詩學之路》的內在理路事實上可以概括為“詩學”和“詩史”兩大方面：前者拒絕抽象的美學研究或文藝學研究，而力圖將理論問題歷史化、過程化；后者則拒絕單純的歷史研究和文本研究，而力圖將事實問題價值化、批評化，將語言藝術問題思想化、精神化。

　　過程化的詩學與批評化的詩史，就是筆者閱讀《中國詩學之路》一書感觸最深的兩點。

　　1.過程化的詩學

　　過程化的詩學，意味著強烈的理論敏感與實事求是的歷史還原精神的相得益彰。

　　本書的歷史還原，基本不涉及社會學溯因，而是思維層面的時序性建構。在《中國詩學之路》中，形式、范式、方式、定勢、概念是高頻出現的詞匯，體現了蔣寅對作家、批評家之思維模式的精準把握和理論敏感。比如對“情景交融”的研究，顯然不是一般意義的詩史研究，而是要揭示“意象化”這種中國古典詩歌表現范式的核心特質與形成過程。蔣寅將“情景交融”闡釋為一種“功能”，而不是像以往學者那樣理解為“構成”。這樣，就從一筆糊涂賬中清理出一種思維模式：任何以景物為描寫對象的作品，無論接續(xù)、點綴還是貫注了鮮明的情感，都不算“意象化”；只有將景物處理為抒情的媒介，景與情完全不可分，這才誕生了“意象”。正是從大歷詩人開始，這種模式才真正確立，不僅成為創(chuàng)作范式，也形成理論自覺。

　　實際上，蔣寅在當年撰寫博士論文以及歷年有關謝靈運、劉長卿、賈島等人的論文時，一直暗持一個判定詩歌中情景關系的嚴苛標準，以此標準與各類作品不斷相切相磨，才最終將一個“詩史”問題升華為“詩學”問題。“意象化=情景交融=寫景功能轉變”這樣一個公式的出現，凝聚了他三十年的思考歷程，充分彰顯了理論化、思辨化的文學研究與同樣重視思辨的哲學研究的根本不同：后者的成果來自邏輯結構中的推演，前者的成果則必須在經驗世界中勘驗。換句話說，文學研究需要保持對于樸學與形而上學的雙重警惕，既不能滿足于描述歷史事實，更不能對理論命題本身沾沾自喜。正是由于始終行走在理論感與歷史感之間的中和之道上，才不僅能抽象出“古代文學的理論”，也能對已然抽象化的“古代的文學理論”進行釜底抽薪式的重審。比如本書中《古典詩學中“清”的概念》，首先明確“清”既是構成性概念又是審美性概念，站在整個古典詩學體系高度對一個古老概念進行了重新定位，然后歷時性地梳理“清”從思想界到文學界的概念史，繼則從共時層面總結“清”的審美內涵的諸多“正價部分”以及某些“負價的一面”，從而最終證成“清”概念的核心位置、包容性特點以及派生能力。顯然，作者重點研究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的歷史語境。如果我們將概念視作思維模式的最高階段，那么此文研究的就是“模式之模式”。同樣道理，《中國古代文論對審美知覺的表達及其語言形式》一文，幾乎對古代文論中的所有重要審美概念進行了清理，分成“絕對正價”“有限正價”“負價”“中性”四大類，分別總結了其表述形式的多樣性。此文充分彰顯了概念類型與概念表述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模式之模式”幫助我們理解了“模式”本身。此文還展現了作者抽絲剝繭般的模式分析能力，而如此耐心精密的理論訴求，正是當代古典文學界極為缺乏的一種素質。

　　2.批評化的詩史

　　批評化的詩史，意味著將卓越的藝術直覺落實在可分析的范圍內。

　　所謂藝術直覺，包含兩個方向：一是對語言的敏感，二是對人性的通脫認識。一般而言，對語言過分敏感的人，適合自己做詩人，不適合做批評家。文學研究者如果局限在單篇作品的辭藻、聲律、句法、意脈的無休無止的鉆研中，則只適合做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選家、評點家，而沒有資格成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批評家。蔣寅的藝術直覺更近乎批評家，而不太像詩人或評點家；他對語言固然有很高的敏感度，但不會形成聚精會神、孤芳自賞的局面，而是很從容地將欣賞成果納入一個更大的價值框架中，即對人性的認識。

　　在《中國詩學之路》中，精神、意志、意識同樣是高頻出現的詞匯，它們彰顯了一種將詩人視作完整、獨特同時自我意識極強的精神主體的批評視野。比如《過度修辭：李賀詩歌的藝術精神》一文，將李賀詩風的主要特色理解為“出于特定藝術意志制導的修辭策略”，而不是“感覺方式的自然呈現”。顯然，當批評家的解釋止步于“感覺方式”，就只能在默認某種生理上的命定論的前提下，陳列出一些具體詩例，做出一些零碎的分析。只有將著眼點從“感覺”移至“修辭”，才會使李賀的人格變得立體且自主，讓他的“奇特”與“自我復制”得到理性化、系統(tǒng)性的解釋。同樣道理，《劉長卿與唐詩范式的演變》一文，對“思銳而才窄”之評語進行了富有“了解之同情”的檢討，認為劉長卿“是個自我意識極強、同時屬于情緒強烈型的人”，“強烈的情緒化傾向導致寫意性質，寫意性質又帶來程式化的特征”。他將劉詩的優(yōu)劣之處以及文學史位置的分析出發(fā)點，鎖定在一種強烈而自覺的人性特征上，由此得出系統(tǒng)性的解釋。

　　或許正是因為對人性本身的興趣有時會超過對藝術作品的興趣，所以蔣寅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心態(tài)史”或曰“精神史”的論文，其中對于人性的觀照，會更直接也更通脫。他會用寬闊的心態(tài)審視古人的心跡與言行，于是時而極其悲憫，時而又相當苛刻；他又常抱有一種永恒性的視角，從而接通古今，究極人心。在他看來，“隱逸”可以是高貴與超越也可以是自欺欺人和有限的責任（《陶淵明隱逸的精神史意義》），“偷生”可以獲得堂而皇之但需要反復論證的理由（《千古艱難唯一死》），“詩話”的寫作居然包含諸多社會交際功能（《清詩話的寫作方式及社會功能》），而“詩”本身又成為生命意義或崇高或平凡的寄托（《中國古代對詩歌之人生意義的理解》）。

　　文學的意義，歸根結底是幫助我們認識人性的復雜，而文學研究如能揭示這種認識的必要性與可能性，那么研究本身也就成為珍貴的文學。在當今古典文學論文中，缺少優(yōu)美的文筆反倒是次要的事情，而缺乏批評家的氣度是真正致命的問題；敏銳人性觀察的缺失，會讓文學研究喪失價值判斷的底氣與志氣，而脫離人性論的土壤、一味進行語言層面的藝術批評，又會使價值判斷流于狹隘甚至主觀。《中國詩學之路》中一段段議論縱橫、性情充沛、博古通今的“詩史”，樹立了批評家的典范。

　　蔣寅先生不僅以理論敏感與藝術直覺著稱，還以文獻考據見長。在“詩學”與“詩史”背后，是極為雄厚的資料儲備。《中國詩學之路》對于清代文學批評資料的自如征引，尤見搜求之勤、功力之深。比如《古詩聲調論的歷史展開》《馮班與清代樂府觀念的轉向》，從資料占有到觀點形成，都獨辟蹊徑。再如《在中國發(fā)現批評史》提到麓峰居士輯評《試帖仙樣集裁詩十法》是細讀文本的極致之作。程千帆先生“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之學術思路，在此書中得到了恢宏的呈現。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0日 11版）